鄢烈山   1952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陈场镇沙岭村。做过农民、民办小学与中师函授教师。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分配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工作，1986年春离开政府机关进入《武汉晚报》作评论编辑，10个月后进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曾任副主任；1995年冬，加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任高级编辑，2012年退休，退休后编写纪事丛书《白纸黑字》，已出版三集。

无党无派无行管职务。1984年起开始评论、杂文、随笔写作。迄今已出版《冷门话题》、《中国的个案》、《鄢烈山时事评论》、《早春的感动》等个人作品集21种，主编有《中国杂文年选》等文集多种，另著有传记《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杂文选集《一个人的经典》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当代文学发展史》等大学教材有关章节对鄢烈山的杂文创作成就予以评介。

1996年—2001年4月用本名或笔名为《南方周末》撰写时评专栏文章，得风气之先，在读者中受到广泛好评；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

余世存先生给他的评语是：“名播民间，正世风而清本源” 。

算起来，鄢烈山应属于大器晚成型的士人。他34岁调进报社，44岁来到《南方周末》，51岁获鲁迅文学奖。

    “文如其貌”用在鄢烈山先生身上也很别扭。他的绅士风趣的谈吐，形销骨立的形体，恬淡纯净的面庞似乎有点“蔫巴”，而在写作中，鄢先生是一位个性张扬的文人，性如烈火、执笔如山，心怀公平正义和公民理想，“手中握有杀人刀”似的犀利文风，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视角独特，自成一派。

鄢烈山“体制内”的行迹是这样的： 1975年，师范毕业，3年后参加高考，北师大毕业进青山区政府，4年后到武汉晚报社，几个月后到长江日报社，再9年后，到《南方周末》，2012年退休。

对于进青山区政府工作，鄢烈山是这样叙述的：“当时我没有被分配到大学，连进武汉市办的职业学院江汉大学和市电大的机会都没有，黑得很，要知道腐败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出身底层的人总是吃亏的。我被分到武汉市青山区政府，我可能是那个政府成立以来第一个正牌的大学毕业生，那个地方当时很偏远，就相当于是农村。我岳父他们家在那边，就把我分到那个区了。”

1986年春从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到武汉晚报社做言论编辑，鄢烈山说 “这种选择是不得已的。我 1978年考大学之前在当老师，就只能考师范大学。198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本想分在大学当老师，但我被分到政府机关。我在那里混得不错，但我不想干，就是写简报、领导讲话稿，年终推敲政府工作报告等，这不是我的兴趣。自己跳槽到报社，我不要级别。”“我知道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子。我要的是更大的表达空间。”青山区政府综合科的科级，成为鄢烈山一辈子“体制内”最高的行政级别。

在长江日报社干了将近10年，也做到了评论理论部副主任，但鄢烈山还是毅然南下。《南方周末》是他的归宿，也是他的巅峰。

  他说，“武汉的领导社部两级都对我挺好，但言论空间的大环境不好……再不走就调不动了”。一般的干部调动，45岁是一条线。

鄢烈山说，南下的选择是正确的。从 1996年到1998年秋，在南周写《纵横谈》评论专栏，红火过，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峰期；随后遭压制，98年冬奉有关主管部门之命，不讲任何理由不下文件撤了他的编委职务，要把他调离南周。从那时到2004年其间6年，他都是“潜伏”在南周，先后化名“刘友德”、“柳雨灯”做底层的版面编辑，化名刘友德、董云龙、张明来等写文章。有风有雨有彩虹，“我还是我。没有过不完的冬天。”

 鄢烈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做编辑值得引为自豪的是，1996年的学者专栏，请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人士轮流上场，文化方面我请了当时远不如后来著名的王小波；1997年给他量身定制了‘世说心语’的专栏名，可惜他英年早逝了。稍后，在秦晖教授不能上讲台教授之时，我‘趁人之危’请他开时评专栏，并命名为‘秦晖专栏’，这直到前几年在《南方周末》都是特例。这点职业成就感，大约也不是什么媒体的编辑都能享有的。”

鄢烈山舆论生涯的标志性建筑就是“ ‘我手写我心’的公民写作”，也是他遭致左右两个方向诟病的一堵墙。

 鄢烈山说，“我认为用‘公民’这个词最好 ”， 他热爱的公民写作：“你认为我是精英也好，草根也好，平民也好，无所谓的。我就是一个公民，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参与公共生活，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资本说话，对权力说话，对大众说话”。为此他写过一系列的杂文：《杂文新概念：公民写作》、《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和《告别“翻身”观—— 论“公民”与“战士”的分别》。

鄢烈山指出，四种人的写作都不是“公民写作”。这四种人与“公民”相对立：一是奴才与驯服工具，二是蛊惑人心的阴谋家和只为发泄仇恨的暴民，三是自以为高明的“王者师”与“传教士”，四是不甘心做奴隶的反抗者。

其中的第四，是广受诟病的话语。有论者认为，鄢氏的“公民写作”摆脱了“平民写作”的自我标榜意味和民粹主义嫌疑，也没有“知识分子写作”的自命不凡和小圈子嫌疑。 这可能是对“第四”最接近他的摆脱“自我标榜意味和民粹主义嫌疑”的原意的诠释。

他说， “公民写作”，只是一种自我定位。至于微博上面，可作广义的解释，每个公民都有表达权，包括胡说八道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讲，发微博是公民写作。但是我的自我定位，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公民”，相当于表明我既不是什么党什么派，也不代表什么人；把我自己与鼓吹暴力的造反者、革命者和暴民区别开来；也是对自我尊严的捍卫。

  鄢 烈山觉得“公民写作”是一个自我定位。在《鄢烈山时事评论》丁东兄写的序中，丁的本意是说他不迎合权贵和富豪，为弱势群体代言，这当然是褒奖。但他不喜欢标榜自己为平民，认为用公民这个词最好。鄢烈山认为，中国两个危害，一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第二个就是民粹主义，动不动标榜自己是“草根”是“底层”，仇官仇富，这都是不正常的状态。他强调自己是公民。“公民”这个概念，在英语里面跟“市民”是同一个词，是强调公民权利，在宪法范围之内讲话的权利，可以监督官员，也可以批评大众，强调的是公平正义。所以，他觉得强调“公民写作”，是对民粹主义的警惕。不标榜自己是草根，是平民，也是对暴民的警惕。

鄢烈山的语词是很严肃的严谨的，他的评论也好杂文也好，都是关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即关于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他认为，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宪政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词语已然堂堂正正地进入了中国人的“常用词典”，“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几年也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进一步认为，“总的来说，人权话题的自由度是与我国社会前进的步调相一致的。”他的这个思想意识遭到了所谓自由派炮火的猛烈攻击，有人说他被招安了，他说，“我从来没有造反，没有标榜‘体制外’，何谈‘招安’？”

他说，什么叫“反体制”？批判现行体制，要求改革现行体制就是“反”？那商鞅、王安石变法、康梁搞维新都是“体制内反体制”，邓小平也是？

对于“体制内不能反体制”逻辑，他认为一种是斯大林主义的逻辑，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是姚文元的逻辑，清官比贪官还坏，让人民心存幻想；是红卫兵的逻辑，“唯我独革”；是“大纪元”的逻辑，逢共必反。认为他就不该接受中国作协的奖，接受了就是投降，就是招安。

 诚然，“公民”是宪政下的概念，但当下我们还处在只有宪法，没有宪政的时期，公家对民众的称呼甚至连“公民”都不屑都羞羞答答不敢用，而是使用几千年帝王家族对治下的称呼---“老百姓”，鄢烈山先生直率地使用“公民”自称，正如有记者说的，“在屈膝已成常态的时代，鄢老师是天地之间的一棵人。”倒是奇怪的是，一些人对权势集团每日每时贱称民众为“老百姓”的现实，熟视无睹熟听无闻，见到“公民写作”却暴叫如雷。

鄢烈山说，我们是斗争哲学、仇恨哲学培养的一代，对别人的不信任（从革命警惕性、阶级警惕性到防范上当受骗）成了生存技能、本能性反应。所以说这个环境造成文革遗风很难戒除，文革遗风在自己身上也有。

对于来自左的方面的攻击，鄢烈山说，“很正常啊。这么骂的是某某之乡、孔某某之流啊。现在“汉奸”这个词成了某些人的武器，在当下，用它谋求话语优势和政治优势。”

当别人说他是“愤青”，他说，“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是公民的权利”， 现在社会上说“愤青”有两种贬义：一个是自由派骂傻乎乎的“爱国”者是“愤青”，这些人反美仇日，把他们叫“愤青”或“粪青”。还有一种，是那些所谓“体制内”的人，官方的人，你批评政府，他把你叫做“愤青”。他说他自己是后一个意义上是“愤青”，对社会现实，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写杂文是批判现实，批判社会，所以可说是“愤青”，老早就是。但是这个“愤青”，在他看来是正面含义。不同于社会上一些傻乎乎的“爱国者”。

在韩方之争、左右之争、五毛与汉奸、爱国贼与卖国贼等等各种分裂与对峙中，在对方舟子、朱健国以及司马南孔庆东等的网络舆论批评面前，他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他说，“因为人本来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倾向，就是这个样子，很正常的事情。互相攻击，只讲站队，不讲是非就不好了。”中国传媒界有讲“革命同志”情的，有讲江湖义气的：跟我是一伙的，不对也对；不是一伙的，对都不对。这是很不好的事情。他同时认为这些“之争”是一种娱乐性质，没有价值，就像约架娱乐大众一样。如果说是只在虚拟世界里，不必当回事，该干嘛干嘛去。

对方舟子，他说，“我都懒得关心方舟子了。他也是一家之言，又不是宣传部的，说我黑就黑吧，我无所谓。他的存在有他独特的价值。他有很多问题，一个是太自以为是，红卫兵那种文革的思维；再一个就是他的打假是有选择性的。他的选择性有两种，一个是怪不了他的，比方说他不可能去打一些政要的假。大官中的博士文凭，他不可能去打假，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是，他专门找自由派的麻烦，他跟孔庆东司马南那帮人一伙，找于建嵘、贺卫方下手，这也是选择性的，有派系斗争在里面。但是他毕竟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能太苛求，总体来说我对他的评价比司马南之流要高，当然比孔庆东之流更高了。孔庆东就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司马南还干过一些好事，如揭伪气功。”

对于朱健国的指斥，尽管他曾与朱共同完成了《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且朱仍喋喋不休地与他争议著作权，好像也是一种不屑的姿态。

我们衷心期待鄢烈山先生的“公民写作”发扬光大，《白纸黑字》续集绵绵。

熊召政   

195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温泉镇。参过军，1979年退伍后被英山县复转办安排在县文化馆当干事。时也运也，正值后文革时对文革清算的80黄金年代的开端，青年人热血喷张，在新时代里纷纷引吭高歌此间，叶文福1980年在《诗刊》发表了著名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诗，英山前县令利用救灾钱款和物质建“土皇帝”的别墅，“新贵族”的客厅，当年9月，熊写下政治抒情诗 《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展现青春激情和壮志，为新人县令开辟了宦途，自己成了新县令的乘龙快婿，该诗也获得省委书记和老作家徐迟的青顾，继而获1979--1980年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与叶文福南北呼应，并一举奠定了中国诗坛地位，1981年调入省作协任专业作家。

1992年是其最落魄的年代，曾有诗为证：

“豪饮三碗

我的肠子醉成

一条冬眠的蛇。”

然而经商有道，囊中不再羞涩，“我的头颅却没有醉 /用酒瓶敲敲 /仍作铜响”，不完全是自慰，仍在写作上积累下功夫，话说回来，“铜”响也是成就。

在商海闯荡数年，仍仗于官场背景，徜徉于官场与商场之间，对官商两界的内幕多耳濡目染，深有会心。“一旦重新操笔写小说，自然会推己及人，写出揭露中国集权政治的黑幕的《张居正》。（昌切语）”。

余世存先生在他的《立人三部曲》顾维钧章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话：除了他（顾维钧）命中超人的心智，运中因了前后四个夫人的主学、主贵、主富、主情，给了他近乎完美的人生。   

召政先生也是个运气极佳的男人，因了英山县令快婿的捷足，22岁起担任英山县文化馆干部， 1984--1986年又任《长江文艺》副主编，1985--1989年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受聘为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湖北省特殊贡献奖”称号。现任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真乃一路青云。

2014年的京都文艺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提到《张居正》并给了很高评价，召政先生受宠若惊，热血沸腾，大有金圣叹 “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之激动，立马向总书记献上总书记“抽出时间读了那么多的书， 问题看得很透彻”的浓艳秋波，无疑，这又预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

开奔驰、驾越野，用阿拉斯加的水磨墨写字，他的“极品”生活，也成为时下文坛热门话题之一。

当然，个中也有点不愉快的小插曲。以下根据野夫先生有关文章整理，忝作一个传奇故事。

众所周知，天安门风波前共和国有过“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那首《举手》也因福得祸，与《将军，不能这样做》连坐，《举手》也纳入了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范畴。然而那时的熊召政，毕竟热血青年，自有担起天下大任胸襟，使他更坚挺了在那场风波里的立场和意志。这就是熊君1989年在武汉响应北京风波的基因，当然也是他“失足”的滥觞。

据郑世平回忆，1989年6月4日半夜，他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次日上午递交海南警局里，之后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的活动。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他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他一起逃亡。后来李海涛由K君掩护两个月之后，准备转移到郑的家乡利川深山里。但是李海涛却要去广州找他的漫画家舅舅廖冰兄，结果被捕判处三年，连带K君也失去武大学籍。另外一个叫张建超也不听安排，竟然兀自翻越喜马拉雅山跑到了尼泊尔。尼泊尔是多么可悲撮尔小国岂敢得罪泱泱大国，就在当年把他作为献俘，交给了前去访问的李鹏，之后随总理专机押回武汉收监。

那年6月郑世平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当年湖北最优秀的作家，现在已被遮蔽遗忘）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祖慰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都是郑的兄长朋友，但是因为形势紧张，当时未与他们取得联系。祖慰后来是从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尝给过郑世平打过电话。

 7月，郑世平被警局找回接收审查，曾图谋开辟从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线。这时，曾经在武汉活动而结识的王军涛，辗转潜入湖北，由朋友肖远以及民营大江科研所的老邬老蒋老童等人负责掩藏在乡下（这些人后来全部入狱，和郑在武汉第一拘留一所成为了互相照顾的牢友）。肖远委派陈汉华南下找到郑世平，郑将陈安排在他租来的一个村居里。郑世平与一朋友联系后，香港所谓“黄雀行动小组”派来的两个接应人员在湛江被捕，当时新闻联播播出了这个消息。没多久，郑世平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厅警察包围，陈被带回武汉羁押数月，几乎死在里面，后来因病保外。郑世平移交给当局审查。

郑世平凭其警察的专业常识，怀疑这一系列遭遇是有人告密所致。若干年后，他和肖远出狱在广州重逢，重新根据当年各个参与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终于基本锁定告密者。而那时，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军涛，已经经由外交努力，被驱逐到美国了。

郑世平在本局被停职审查期间，武汉住琼追逃小组曾在审讯时与郑严重冲突，也就此结下了梁子。当时郑的海南局长卢凯森，被郑的两封长信打动，暗中同意他在审查期间自寻生路，当局不再追查。那时全国追逃风声正紧，郑自信故乡土苗山寨足以容身；于是自驾摩托，千里单骑潜回湖北避难。海南当局政治处皆系郑的同事，此后也没有再为难他。

郑山野逃亡几经死亡，最后遍体鳞伤的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进屋立刻昏倒，大姐几乎无法辨认出他；她流泪用红花油帮他擦拭血迹伤口和满身尘灰。就这样郑再次回到了故乡湖北，回到了一个精密的陷阱之中。

郑以后辗转回到故乡深山小镇，因其父亲的旧部多在当地为官，而他也曾经在该县委工作，因此当地尚能容其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渐稀，郑世平成了利川卷烟厂的采购员；又得以自在逍遥地出入城市，采购香精、水松纸、醋酸纤维丝束之类卷烟材料。

那年郑世平27岁，血气方刚犹未放下心中的孤愤。当厂里为了方便同意其长期驻汉工作后，便又开始公开出入并与同道联系了。那时，已经知道熊召政并未逃亡，召政和祖慰被登报公开开除出党（本来就是主动退的）。郑当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于留下来的战友了。于是他们重新开始频繁交往，一起使酒骂座，一起关注海内外民运的动态。

郑自认熊是其大哥，据熊召政机子说，他在省作协遭到许多人的揭发和迫害，但是工资仍然照发，只是不当官了。

那是1990年10月前后，郑那时赁居在黄鹤楼下的一个古肆里，熊没事便经常来他那里小坐。召政是名流，信息很多，经常告诉郑海外消息以资鼓励。召政提议他们应该响应海外民运，也来成立个组织开展地下活动，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马表示即刻行动。他们俩策划，先办一份地下报纸，宣传民运启蒙大众。办报纸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钱买设备且要租安全地方。熊说他负责找钱，郑负责找地方找人。

武汉长江的下段，有个江中孤岛叫天心洲，住着一村农民。其中一家早已进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计划卖出。郑世平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隐蔽和便宜，但熊却说还在筹钱，希望郑也帮他一起想办法。也算是因缘凑合，注定郑在劫难逃；就在郑世平与熊召政秘密筹划之时，郑多年未见的一个老兄弟阿西忽然找来了。

阿西是军人子弟，在宜昌一个只有代号的单位做宣传工作。他忽然跑来问郑，和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联系，说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准备无偿捐给他们。郑毕竟是做过警察的，问他为何要这样冒十年大牢的风险做这件事。他说他从小就想干情报工作，又支持学运，反正这个东西在他手中很危险，也许交给民运组织还能有用。郑并未告诉他和熊召政的计划，只是对他说：“你别拿来，我来帮你联系试试，如果需要再说。”

阿西走后，郑还是迟疑着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熊召政。熊一听大喜，要郑立即去取来，郑当面应承了。但是郑世平凭警察经验觉得此事太不靠谱，就根本未与阿西联系。刚过几天，熊就跑来找郑问拿回没有，郑托故说“联系了，我那朋友出差在外，暂时没法拿到。”熊怏怏走了，过几天电话约郑去他家，中南电管局某宿舍一楼，熊拉郑到外面林荫道无人处中密语，要郑三天之内拿到那个文件，赶赴广州流花宾馆和海外民运组织来人见面交割。熊召政要郑当场默记一个电话和联络暗语，说一旦对上就可以交付。

郑世平口头上虽然答应了，回来琢磨觉得熊这个安排有点可疑。因为一旦出事，则意味着熊完全没有责任，可以否定一切。立刻联想到当初熊召政在海南，为了巴结一个港商，竟然出卖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后把杜欣抓捕了半年的往事。要不是杜父是湖北前政协主席，可能刑期还会更长。郑于是仍然按兵不动，不太愿单独赶这一趟浑水。

郑世平后来回忆说，“坦率地说，那时的我虽然一边参与他的提议和密约，一边还是在考察他的品质和可信度。因为在湖北文坛，其声誉原本不良，很多我们曾经共同的朋友，都渐渐疏远了他。但是他对我一直不错，我也很尊敬他，虽然内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党，我还是更趋于信任他的。”

又过了十来天，熊召政电话问去了广州没有，郑推说父亲癌症在住院，暂时没时间去。熊可能揣摩出郑犹豫的原因，于是下午专程跑来黄鹤楼，对郑说，“你必须去拿来了，海外来了四个人，有专家来鉴定真伪。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怎么能一开始就失去信誉呢？那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你去取来交给我，我和你一起去广州。”

话说到这个地步，看着熊斩钉截铁的样子，再怀疑犹豫，那就是自己人品有问题了。于是郑世平当夜派出一个小兄弟阿华，赶赴宜昌去帮忙取一个东西回来。两天后阿华带回一个密码箱，郑直接拿去交给了熊召政。下午熊又叫郑赶到他家，告诉郑自己负责带其中的胶卷，明天出发去广州，而让郑带上那个密封的档案袋，后天赶去广州，并同时约好在某个宾馆的前台去找他的房间，熊会和“民阵”的人在那里等他的。    

大约是12月，郑世平带着两个人如约赶去广州，按熊召政的要求在那个宾馆见到了熊，并把档案袋亲手交给了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所谓“民阵”的人。熊解释说来者暂时不见郑，并说他们给我们一行提供了路费，说着拿出一万元给郑，郑说我们三个人来往，不需要这么多，当场退给熊三千。次日郑世平便带着他的人回武汉了。

几天后，熊召政回汉约郑世平见面，说“民阵”将给他们提供一笔地下活动经费，他过几天就再去广州拿。

就在和熊召政见面后的第二天，郑世平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投进了宝丰路第一看守所。进去之后的轮班审讯，直接指向这批文件。郑世平当时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愿出卖朋友，一直拒绝交代。但几天之后，就从犯人之间的秘密渠道，知道这两位也进来了。但郑世平仍然拒绝回答问题，警方说人家都说了，你何必顽抗。郑世平对他们说，“我也是警察，我深知我进来了早晚都会开口，而且肯定几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须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确实交代了，我再开口不迟。”警察问为何要如此呢？郑世平说：“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后会终生良心不安；而我选择后招，无非因为态度问题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为这一年而让后半生抬不起头来。”

警察多少有些怜惜郑是他们曾经的同行，最后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盖了指纹的交代拿给郑看了关键的部分。

此后郑世平彻底交代了全部过程和动机，并公然表明了对那场风波的态度。但是郑世平还是没有想明白“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被捕的？”   

一个月之后，秘密渠道传来熊召政被释放的消息，郑世平有所怀疑，但仍然不敢坚信。被秘密关押了一年之后，终于要开庭了。

郑世平看见起诉书上没有熊召政的名字，觉得从法律上完全说不过去，“因为密件既非我窃，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转了一下。”

 郑世平回忆说：“如果他无罪，我也应该无罪，这是常识啊。我就此疑惑询之于律师，律师皱眉苦笑说──你不是警察么？这个你还不懂啊，自己想去吧。” 郑世平回到囚室还是想不通──虽然他熟知警局那一套特情、耳目甚至引蛇出洞之类手段，但是熊召政这样的名流，和他无怨无仇且视同兄弟，有可能来暗害自己吗？”

之后法庭秘密开了一庭，郑世平和阿西最终无缘见面。熊召政对郑世平说，“对不起，我先招了。”郑说：“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选择。”

根据法庭上检方的举证，原来根本不存在民运组织来人一说，文件也根本没有递送出去，这让郑世平大惊失色，继而恍然大悟：熊召政完全在虚构并欺骗自己。检方说文件就寄存在广州的某人家里，现在全部在庭上出示给阿西鉴定。也是在庭上郑世平才从保密局的证明中知道，他们鉴定的密级是秘密和机密两种，没有任何绝密件。

郑世平为此要律师代他质问为何熊召政免责无罪，而自己要成为被告。律师根本不敢质问这一问题，于是他只好自己陈辞追问，但是卑怯心虚的检方和法官，没有任何一句回答，他们完全不碰这个话题。

郑世平只能无奈苦笑。但心中发誓，必须终身追问这一秘密。

很快，他就找到了机会：开完二庭后，书记员将整整一本案卷递给他，让他只看当庭的笔录之后签字画押。所有人都到外面抽烟去了，他根本不看当庭笔录，迅速翻阅前面的各个材料，很快就找到了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回答法庭庭长，关于为何不起诉熊召政的一个笔录，这个材料只有两页纸，装订在那一摞两寸厚的档案里，上面记着：

罗庭长说：被告在法庭质疑为何没有起诉熊召政，我们对此也有疑惑，请问有何原因？

处长含混地说，他是我们的人，有重大立功等等。 

判决下来，阿西以窃取机密罪判刑11年，郑世平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6年。郑世平问法官，“文件都在你们手上，请问我泄密泄给了谁？谁看见了这些秘密？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回答，只是劝告不要上诉，说这是省政法委内定的案子，上诉也没用。

1992年初春，郑世平和阿西转移到武昌监狱，之后警方来人干预，说不能把他俩放在一起，于是劳改局又把他们转到他们的直属入监大队──当年著名的武昌起义门55号。在这里未久，郑世平很快成为了二小队的“牢头狱霸”，官方说法叫“大组长”。在这里，郑世平在心中还在暗自安慰自己，熊召政会主动探监，会解释一切的。

服刑期间，郑世平在劳改队设计出一种工艺品，用篾条做装饰画，可投放市场。队里的管教统称“干部”，都很同情他的身世遭遇，对他十分友好。一天指导员来对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那个朋友熊召政，现在（1992年）已经是武汉著名企业家，某高尔夫俱乐部的董事长。我带你去找他，请他帮我们买一点这些竹画吧。”其实那时已经有朋友告诉郑世平，熊正和湖北第一太子合作成了富翁。郑当然想去看看如何解释，于是就同意了。郑世平被指导员带着，第一次上街，找到了熊的写字楼。但是他不在，秘书打电话给他，郑平静地向他说明来意，希望一见，熊支支吾吾托词说很忙，但很爽快地叫秘书立刻付款买下了郑背去的20幅竹画，成交额一共400元。

在艰难地熬过四年半之后，郑世平终于活着提前出狱，而父亲则已病逝半年了。母亲陪住了十天，之后跳江自杀。他决定离开武汉这个伤心之地前，必须最后一次去找熊召政，“想再给我们自己一次机会，还是不想从此结下深仇，最后覆尸二人流血五步。”

郑世平打探好了他的豪华办公室洪山宾馆和手机，亲眼看见了熊召政从凯迪拉克下来进办公室，然后给他电话，告诉他已到门口，只想见一面就走。熊始料不及，明显惊慌地说，“好好，那我让秘书来接你。”半晌秘书出来，把郑带进了他的豪华大班台前对坐下来。秘书司机等人流连在屋，不肯出去。郑知道这是熊怕他行凶报复，于是苦笑说，“我只是来看看你，一别五年，听你叙叙别况吧”。

熊召政叫秘书给拿来了一个盒饭，故作神秘地对郑低语说，“我出来了一直还被他们监视着的，你看外面坐着的那几个人，就是警局的便衣。”郑世平看他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反而还像忽悠小孩，只好对他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熊召政尴尬地送郑到门口，强行给他衣袋里塞进一摞钱，然后关上了他的铁门。

郑世平揣着熊召政赏的1700元人民币，终于踏上了异乡之路。再也没有相问相见，直至十几年后的今天。

郑世平根据这段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写了一篇《是非恩仇二十年》，发出以来，除开收到无数声援之外，还接到了两位朋友的斡旋电话──邀约他和熊召政相聚释疑握手言欢。其中一位是武林大兄辈人物，与熊与郑皆有深交。他担心郑对熊的“为难”，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应熊之请，愿意出面来促和。

郑世平对这位兄台说：“江湖之重，乃因道义二字。熊某十八年来视我若无，不给解释，必是自信我拿他无可奈何。他有钱有势有官家保护，而我只有真实而刻骨的记忆。我已宣战，请他接招吧。天下人心是最大的江湖，敢在今年揭发，我岂会在意危险？请将此信转发给他。”

后来熊召政通过这位朋友转告郑世平，答应郑的要求，可以由郑邀约当年的师友，熊当众给郑道歉，但是不能具体解释当年缘由。郑世平说，如果这样，那就请他给我电子邮件道歉或解释吧。但熊不愿留下文字记录，拒绝了他的要求。

这位朋友还是去武汉和熊见了面，并希望郑世平到时能接听一下熊召政的电话。于是在8号夜晚，熊召政用这位朋友的手机，给郑打电话。个中这位朋友对熊说“你们谈这些敏感问题，你用你自己的手机吧。”再一小时后，熊又借了一个别人的手机给郑打来电话，前后两段谈话共计半小时多。整理其话大致如下：

  “对不起，野夫兄弟，不管你怎么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还是视你为最侠义的朋友兄弟。很抱歉，我没有你那么坚强，我进去三天之后就全部招了。我为你所受的苦表示歉意。

   “关于当年那个案子，你有很多怀疑，我也有很多疑点，其中的原因我现在还不能向你解释。等到我老了黄土埋脖的时候，我再来说明真相吧。

   “ 当年海外民阵确实来了人，但是我对警方一直没承认，因此最后只好释放了我；而为什么判了你的刑，我就不知道了。我确实去广州联系过几次，其中一次在机场被刘富道（湖北作协领导，著名作家）带人将我强行架回。而且警局后来拿出我和你以及其他所有人会面的照片给我看，说明我的一切行动都在监视之下。

   “我看了你的博客，你还是那么充满激情。我早就已经回归平淡了，94年我就皈依了佛门，有了很多禅悟。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人们还像你一样关心社会，他们早就遗忘了这些，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都是受害者，一个受害者何必要去伤害另一个受害者呢？你说我还竞争作协副主席，这是误会，我早就不掺合他们那些事了。

       “你坐牢我去看过你，还给了600元钱，你完全不提，你怎么忘记了？事实上我一直都说你好话的，你的电视剧本，湖北电视台还拿来我审稿，我都是对你大加赞赏的。我看你博客上的旧体诗词，觉得你还是像当年，有些字不合格律，我们要是从前，我还可以帮你圈点出来的。事实上我的儿子也没移民，他们不让，早就回来了。”

郑世平回忆说：“整个对话，主要是他说我听，偶尔插话质问几句。最后我告诉他──你的解释没有诚意，我无法接受你的道歉。你说暂时不能说出的真相，我等待你早日说出──如果它确能还你清白的话。由于你没有解释清楚当年的骗局，我暂时也无法原谅。 放下电话，我开始再次反省我们的交谊，以及彼此曾经熟悉到骨头的半生──难道真的如他所说，我错怪了他吗？”

对于召政这段人生挫折和经历，众人多有非难，连他自己亦感惭愧，主动向野夫求和，然而后者又是一个“是非恩仇二十年”念兹在兹耿耿于怀挟剑东来复旧仇的汉子，对召政同意召集当年有关人物在场，当面道歉但不留文字记录的请求不予响应，看来此结欲解还有待时日了。

对于这种所谓“卖友求荣”坊间多持传统江湖道义予以鄙视和指摘，人们往往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时代理性的审视的缺失，或是因为朝堂的屏蔽而不明真相，放弃或至少是规避了当时专制的残酷的追问，当然，这是另一话题。再当然，野夫的“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质问自有他的江湖道理。

《张居正》读了两章，不能卒读。我对历史小说、历史剧向来充满仇恨。在那些剧里，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胡适有此语，不是原话）。“历史”都不真实，遑论小说、剧。如今历史被这些小说、剧搞的颠三倒四都不知何处是吾乡了。再说局外人没有官场人那样的权术的关切和闲趣，只关注物价的涨幅。

平心而论，现在召政先生的诗，很优秀。诗体、节奏、韵律、意象都美：

“蛇与十字架，维京人将它们

巧妙地组成了图腾

海盗与诗人，像两只飞鸟

在大地上投下岁月的影子”

“每一袭黛色的清波里

都敷着一层遐想

每一个曲折的港湾里

都凫着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