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通儒学理论体系与实践

吴伯通任浙江提学官，浙江等处提刑按察使副使监试的1495年浙江乡试中，录取了任南京祭酒的王瓒。其《石谷吴先生神道碑铭》，毫无疑问，这篇文章全面系统记叙了吴伯通的一生。也记叙了吴伯通儒学理论体系：道在两间，孰嗣其真。前则邹鲁，后则洛闽。虽非大行，默以翊世。载绝载绍，乃儒之杰。惟道是求，惟圣是师。彼心之传，式完其正。大哉皇明，畴为醇儒。石谷出云，遗泽犹存。

   正如王瓒所说，“国家混一天下，贞元会合，积百年而得先生”，石谷先生之所以为盛，是因为当时吴伯通的儒学理论水平能够做到体验贯通，渟滀涵浸，使经与心一，心与理一，一话一言，悉理之妙而流出肺腑，且于圣贤矩则无不合焉。

   吴伯通的儒学思想渊源道统之派-程朱理学，其学根于性命之理，而发挥于王道学者。覃精百家，尤粹于性命之学。

  《甘棠书院记》最能体现吴伯通崇儒思想。手书先师文公先生《白鹿洞规》于石，刻置壁间，以为学则。其一要之堂和俨若思堂及左右斋铭均出自周敦颐所示学圣之要诀。

   俨若思堂铭曰：“理即是心，心具是理”。这个理论被陆象山总结为心学理论，陆象山说，“心即理也”，“天理，即本心之呈现”。

    在吴伯通看来，“心兮克一，欲净靡慝”，“理即是心，心具是理”，“心体虚明，义理贯通”，“心无一欲，百虑皆公”，“心直而公，用周无穷”。

    具有生命儒学功夫论的吴康斋（吴与弼），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微康斋，焉得后时之盛哉？”吴康斋的崇阳之学通过陈献章的白沙之学和胡居仁等的余干之学直接影响了王阳明心学的集大成。吴康斋认为理契于心。在《石谷文集》中，吴伯通在写监察御史徐幸隆墓志铭文中提到过吴康斋应聘过县的事，吴康斋对吴伯通是否有影响无从查考，但陈献章与吴伯通有交集，王阳明是从内心仰慕吴伯通，而吴伯通作为一个以圣道自任，躬行实践，建书院并在书院讲学得到众多士子的广泛认可，多少会对陆王心学产生影响。

   吴伯通自小有远大抱负，在勉励弟的诗中有“苏门文字程门学，百世宗师定孰贤”的远大理想，“仰望止河阳两夫子，显扬无取愧前贤”的奋斗目标。

   对子女的要求，“六经神圣传心学，一德英雄辅世猷”，学习上“象外应须双眼看，管中莫谩一窥斑”，善恶观“舜跖天渊相去远，初分害利一毫间”。

   吴伯通认为，诸生为学须当尚志。其核心内容为为学先立志，立志先立德。认为诸生立志当以德立、功立、言立为标准，三者之中有先后顺序又以立德为首要任务，须以心为本，遵循忠、孝、仁、义的道德伦理，而后再谈立功和立言。《记》曰：学，官先事，士先志”。诸生未仕士也，请与言志。“科举之学，不患妨工，惟患夺志”。“要在先定其志之所向而以余力从事于彼焉可也，况夫穷理精力之学，工力既到，则科举之学思亦过半矣”。

   他认为，义理两端，其几可不辨于立志之始乎？其途可不辩于咸拇之初乎？毫厘一差，吾子小人天壤判矣，岂直千里之谬？然人亦孰不愿为君子哉？无所为而为者，义也。一有所为而为之，皆利心也。

   吴伯通心中的忧乐观，君子乐中有忧，忧中有乐，独有不与人同者，何哉？盖忧乐人情也，而有公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公也，若夫以己为忧乐者，私而巳矣。

   吴伯通认为，理学的思想已融会贯通，躬行实践也做到位了，看到赋有理学的文章，就像得到了恩惠，仕途主要用以施行仁义，俸禄是为了养家湖口，而明体达用，但得失有命，穷通有时，安心等待罢了。

   吴伯通不是死板的因教而教，在移风易俗，端正学风，教育改革上做出了不少贡献。在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属，死气沉沉的学校教育让书院的兴起遇到了良好机遇。吴伯通新建复建书院不完全依靠官府，他还充分利用致事士夫、义官、义民捐资修建。延访隐逸、礼聘贤哲在书院讲学。自己还亲自讲学，因自己还有公职，便专门选择优秀学生两三人，吴伯通先教这几个人，这些人学会了，让他们去教其它学生，不仅教学生如何考察试，还“辩正志业”，即考察并纠正学生学业与志向上的谬误。

   吴伯通赞同朱熹的为学应当由博返约，意思是做学问应从广博出发，继而务精深，最后终达到简约。要求学生按一定次序，有计划的定量读书，即使熟读了也要静心思考，同时注意要虚怀若谷，仔细体味书中的含义，将书中所学反复咀嚼进而身体力行。学习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立定向圣贤学习的志向。要求学生按静清学派史蒙卿先生进修大端四条为学：即尚志、居敬、穷理，反身。吴伯通推行的朱子读书六条乃是自己一生读书的切身经验之谈，不仅成为当时河南、浙江以及家乡四川书院士子读书的座右铭，贯穿于诸生读书始终，对后代士人为学影响也是很大的。

    名副其实名儒硕德吴伯通，在历史上虽未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被其教者，受宫中外，从都台以至郡邑庠校，盖千余人。特别是在书院讲学的盛况，学术风气的浓厚，自吴伯通1502年去逝后，随着阳明心学的形成，王阳明众多弟子在书院推行明心学，成为明代书院繁荣空前绝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