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泰伯奔吴

                        ——以历史的视角

吴新国

三千多年前的一天，从陕西关中平原西部的周原一个叫岐邑的城邦里，驰出一队人马，向秦岭西部的深山中进发，他们经陈仓道的崎岖山路跨越秦岭，到达汉中地界。这队人马有数百之众，为首者兄弟二人，后世尊称之泰伯、仲雍，系姬姓周人部落的又一支武装拓殖集团。其时，周人的首领古公亶父刚刚去世，继任者为季历，是泰伯和仲雍之弟，即周文王姬昌之父。此前，周人部落在古公亶父的领导下，势力已经拓展到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因此，像泰伯、仲雍率领的这样一支武装拓殖集团并不罕见，只不过这支队伍要去开疆拓土的目的地更为边远罢了。

泰伯集团在姬姓族人的协助下，做足了准备，从汉水上游渡口扬帆东下，在今天湖北襄阳境内弃舟登岸，进入随州等后世称为“汉阳诸姬”的领地，在他们的帮助下，泰伯等行进到淮河上游。同样是在姬姓族人的支持下，泰伯集团乘舟顺淮河东去，到达今天江苏淮安洪泽湖一带，再从淮河入海口折转南向，横渡长江，最终落脚无锡境内。从此，他们开始了在吴地的开拓经营。

读到这里，大家不禁要问了：

第一，泰伯集团为什么要去吴地开拓？

第二，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东进南下的路线？

第三，同样是移民，为什么只有“泰伯奔吴”会流芳后世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三千年前的一些自然地理环境、生产力水平、政治以及社会人文环境等历史大背景。

首先，我们来谈谈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

三千年前的古中国地理环境与现在有很大的区别。由于印度板块的挤压，欧亚大陆板块不断抬升，现在中国海拔较低的一些陆地，是慢慢从海水里露出来的，换句话说，它们在三千年前是在水面之下的。比如大约两千多年前，长江是在现今的镇江入海，在镇江北固山下形成一个喇叭形的入海口，当时镇江以下海拔较低的地方，是淹没在海水之中的。另外，经过河流的不断冲积和后人治水，也有许多陆地逐渐凸出了水面。比如武汉三镇中的汉口，这块陆地非常年轻，由于长江和汉水经年累月的冲积，在五百年前才得以形成，它现在的海拔高度也还不到30米。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三千年前，汉江和淮河的水面要比现在宽得多，而现在江苏东部的低地大多是在海平面以下。

再来说说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最有代表性的是青铜器，其时正处于青铜器时代的成熟期，发达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可以熟练地识别和采挖铜矿，冶炼青铜，使用青铜制造武器、生产生活工具和祭祀礼器，青铜制作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们可以构筑城墙建立城邦，以保证聚居地不受外族和野兽侵扰，城邦周边开发了耕种的土地，耕地之外则是茂密的原始森林，这些森林要么是没有太大的开垦价值，要么是因为人力所不能及。人们主要选择有充足的水源和地势较为平坦的地方聚族而居，城邦与城邦之间开辟了道路或者是水路相连接，平坦一些的道路上有马车行使，航道里则有帆船运输，当时已经具备了制作马车和建造帆船的技术。殷商时期，各诸侯国都掌握了比较成熟的农耕技术，尤其以周人为最，其农耕技术已经可以保证城邦自给自足，并有大量的剩余产品，社会已经有了比较细致的分工。

殷商时期，各部落都奉商人部落首领为王，他们相信“王权天授”，故“王”又称为天子，这个时候的王虽然是天下共主，但与后来秦始皇创造的“皇帝”有很大区别，中央集权制度还没有形成，它对诸侯国的控制远较后来的皇帝对国家郡县的控制弱得多。天子封各个部落的领地为诸侯国，封其首领为国君，有“公”、“侯”、“伯”等不同等级的爵位，各诸侯国领地大小不一，诸侯国要向天子纳贡，纳贡的品种和数量除按等级规定之外，还要看天子的心情和喜好。诸侯国国君按等级封赏其国人爵位，与国君有血缘关系的宗亲成为贵族，其他国人分为大夫、平民和奴隶等多个等级，等级比较森严。大的诸侯国一般建立了多个城邦，派贵族前去统治，各个城邦的收入归国君的家族所有，严格按照等级制度进行分配。

诸侯国的领地主要指其可控制的城邦及耕地、狩猎的山林和道路、水路，此外的广大森林和未知地域大多没有归属，其中生活着许多游猎部落，这些部落按照临接诸侯国的方位有不同的称谓，诸侯国北边的称为狄、西边的为戎、南边的为蛮、东边的为夷，游猎部落大多都不大，散居在各处，没有比较高级的社会组织形态，还处在比较原始的状态中。戎、狄、蛮、夷部落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远低于殷商及各诸侯国，当诸侯国进行扩张或其它原因对附近的游猎部落发起战争时，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会因战败而被征服或者逃走，战俘则成为各城邦的奴隶。他们偶尔也会袭击城邦，但在城邦强大的防御和反击下，成功率不高，直到西周王朝衰败和春秋早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总之，在殷商时期，中原大地上基本还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诸侯国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以南地区还没有文明比较先进的诸侯国。

殷商王朝承袭了虞夏王朝“家天下”的君位世袭制度，十七世三十一王，君位世袭大多是兄终弟及，然后才父子相传，王位如此，诸侯国的君位、贵族的爵位亦是如此，长幼相及有一定之规，不像后来西周王朝制定的宗子世袭制度，明确规定父子相传，嫡庶有别，长幼伦序。宗子制度据说是周公制定的，一直传承到清王朝灭亡，它是儒家伦理文化的重要基石。到春秋时期，吴国和楚国因为没有完全遵循西周王朝的宗子世袭制度，中原诸国不认可吴、楚为华夏统绪，正是拿这个来说事的。吴王寿梦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相继传位，估计仍然沿袭了殷商时期的君位世袭制度。

有了对上述历史大背景的认知，我们可以论述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了。

经过古公亶父、季历和周文王等几代人的努力，到文王时，史书称周人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那么，这两分天下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说说西周诸侯国的扩张策略了。与殷商的立国精神不同，周人的立国理想或者说立国战略就是武装拓殖，也就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这种立国精神从古公亶父开始就一直贯穿了整个西周王朝时期，并形成了西周特有的、当时较为先进的封建制度体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更为先进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也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那个时期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它为推动华夏民族的形成和融合奠定了基础。

周人是先后分两线扩张的，一线自周原向东南扩展到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这是古公亶父时期的战略；另一线则是向东北，扩展到关中平原，经营河、洛，后来周文王从周原迁都到丰镐，与殷商相接，这是文王、武王时代的扩张战略。到了武王伐纣的时候，西周诸侯国基本形成了对殷商和其它诸侯国从关中平原到汉水流域、再到淮河流域的大包围态势。

从确立武装拓殖的立国精神开始，古公亶父领导的周人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向东南方向的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这些未知领域拓展的战略。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大量的姬姓贵族组建了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奔赴汉水和淮河流域，且在这些地方都站稳了脚跟，所以汉水流域就有了诸如前面提到的“汉阳诸姬”等姬姓族人的领地。我们可以想见，这些武装移民必然是利用其先进的武器及装备征服或驱赶了当地散居的游猎部落，俘获了大量奴隶，并在合适的地方建立城邦，开展农耕生产，开挖矿场，冶炼青铜，繁衍生息。同时，修筑了通往政治中心——周原的道路，利用汉水和淮河开发了航道，建立了通讯系统。他们按照周人创新的封建体制，接受国君古公亶父的分封，建立城邦等级管理体系，并源源不断地向周原输送人、财、物等资源。这才有了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格局，积累了武王伐纣的各项资本。

古公亶父后期，西周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诸侯国了，要统治偌大一个诸侯国，以古公亶父的政治远见，对国君继位者的选择原则就必然是“立贤”，古公亶父对三个继位人选比较纠结：从政治角度考量，季历似乎更合适继承大位，但他上面有两个哥哥——泰伯和仲雍，选择季历有违兄终弟及的传统，也与自己创新的封建体制不合，容易引起诸侯国内的纷争。这个时候，泰伯、仲雍体谅到了父亲的苦衷，为打消父亲的疑虑，他们多次明确提出了让位的请求，于是就有了“泰伯三让”的典故。泰伯三让是指泰伯谦让了多次，古文中的“三”很多情况下虚指“多”的意思。根据史书中有限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1、泰伯、仲雍性格更谦和，季历则更“贤”、更适合带领周人实现理想；2、泰伯、仲雍清楚地知道古公亶父更属意季历继位，于是采取了实际行动以表明其“三让”的决心。傅斯年先生对泰伯三让曾臆测“恐有人伦之变”，当然他也拿捏不准，姑且算一家之言吧。

泰伯和仲雍的实际行动就是如同其他族人一样——向东南方向武装拓殖。选择武装移民的目的地，行动路线，以及配备什么样的人马和资源，需要哪些地方哪些人怎么配合协助等等，应当是经过庙算的，古人庙算就是族人在家庙里开会讨论并决策。考虑到当时生产力水平，对于目的地的选择，无外乎两个：一个是汉水下游更远的地方，另一个就是淮河下游更远处。因为两河流域都已经有姬姓族人建立的城邦了，新开辟武装殖民地接着往前延伸即可。再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新殖民地要适合生存，有一定的扩张空间，符合西周诸侯国的整体战略。显然，淮河下游方向的未知区域应当是更优的选择，更符合对殷商大包围的战略。当然，那时周人并没有先进准确的地图，可以在地图上作业，更多的是依据各个姬姓城邦反馈回来的信息，粗略地选择目的地，不可能精细准确。

对行动线路的讨论，依当时情形应当不会太复杂，泰伯集团东去路线有三个选择：一是穿过别的诸侯国领地，沿黄河中下游转到淮河下游；二是避开其他诸侯国，开辟秦岭到达淮河上游，再顺淮河向东；三是在自己诸侯国的领地内，绕道汉水，转向淮河东下。一个武装拓殖集团大摇大摆地通过别人的领地是不太可能的，况且古公亶父时期的武装移民还是相对隐秘的，因为这种武装拓殖战略一旦被殷商王朝发觉，会带来对整个诸侯国的严重麻烦，因此，经过其他诸侯国和殷商王朝的领地，走黄河中下游这条更短的道路是被否定的。第二条线路由于有秦岭和原始森林的阻隔，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新开道路费时费力，也不可能考虑。另外，在古时，走通航的水路远比走陆路快捷。因此，泰伯去淮河下游未知区域开拓，只能选择走自己诸侯国领地内的路线，既安全又顺畅，还不担心被商王朝察觉。这就有了如本文开头所述，他们从陈仓道翻越秦岭，经汉水转向淮河东去。

从开拓汉水和淮河流域的数十年经验教训里，周人已经总结出一个武装移民集团的各种配置。因此，泰伯集团人员构成比较复杂，除了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外，还有大量从事农耕、采矿、冶炼、筑城、造船等各行业技术人才，以及管理人员、杂役和奴隶，总共有数百之众。他们还携带了各种装备、设备和马匹以及种子、粮草、其它物资等等，沿途诸姬城邦也给予了泰伯集团在人力、物资、信息等各方面的保障和帮助。

三千年前，今天江苏省的盐城、淮安、扬州、南通以及上海等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大多在海平面之下，浅海中的岛屿是不适合先民们生存的。当泰伯集团乘舟行进至淮河下游今天的淮安洪泽湖一带时，他们突然发现淮河已经入海了，前面是海天泽国，不可能移民。这是庙算时没有料到的，那现在怎么办呢？回去的话，有违初衷，没有可能；向北，是黄河下游地区，属于殷商的领地，也不可行；因此，他们只有选择折转向南，沿着海岸线探索前进这一途了，差不多就是今天淮河入长江这条水路，只不过当时是海路，今天只剩下一条河了。泰伯集团于是向南行驶，渡过长江入海口，在今天的无锡地界登岸，来到了江南这块还没有被先进文明触达的陌生区域，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吴”的地方。

泰伯集团到达吴地之后，并没有像移民汉水和淮河流域的姬姓族人那样，采取武装征伐的手段实施占领，相反，他们摒弃周人贵族对渔猎部落的傲慢与偏见，放下身段，遵从当地人习惯，文身断发，呜呜相呼，以友好的态度与之和睦相处，融入其中，因此有“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泰伯得到了广大吴人的信任和拥戴，成为了吴人的领袖。他们利用周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管理方式，在肥沃的吴地开垦耕种，引导和培训吴人，改变了吴人之前以渔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时，寻找到丰富的铜矿资源，冶炼青铜，快速升级了生产工具，并利用先进的造船技术，制造船舶，在河网沟叉密布的吴地建立了交通和通讯系统。总之，泰伯集团的到来，短期内升级了吴地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吴人的生存和繁衍能力，显著加速了吴地的文明进程，并通过非战争方式，有效地组织了散落的、以渔猎为主的吴人部落，凝聚了他们的向心力，创建了一个全新的、体系完整的吴人诸侯国。从而，开创了各民族融合、和平相处的先河。

泰伯在吴地以和平方式与所谓“荆蛮”各族相处相融，建立诸侯国，相较于之前大多以战争方式征服游猎部落，是一种罕见的创新，也是他“谦让、仁义”的践行，所以后世儒家对他推崇备至，建庙以享血食，为万世师表。孔子说“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高度总结了泰伯“谦让、仁义、开拓、创新、进取”的至德精神，这些精神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重要内涵。这就是“泰伯奔吴”之所以流芳后世，而泰伯为后人所景仰、膜拜的原因。

对于泰伯奔吴，有许多专家学者就其缘由、动机、目的及其意义作过很多有益且深刻的论述，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也许囿于史料的短缺，对“泰伯奔吴”这个事件还缺乏一个全面系统性的阐述。有感于此，本论从殷商时期的社会发展趋势、生产力水平、政治人文和古地理变迁等多个角度，初步论述了“泰伯奔吴”，试图接近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也希望能开启一个系统的、综合性的而非割裂的历史研究视角。

                        宣公三十五世孙 吴新国   湖北吴会 执行会长

                                                                                 2020年2月20日毕稿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