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门——厚重古老的象征 历代名人的故居

   ——记大悟县四姑墩大吴家曹门古宅大院

大吴家湾座落在山青水秀的羊角山下，石骨冲水库下游的溪水静静地流淌在村庄对面的河流中，我这位漂泊他乡的游子每次回到故乡，必定要去到我出生和居住了近20年的老屋——湖北省大悟县四姑墩大吴家曹门大院探望（现该大院内的《杨松故居》属湖北省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心头总是翻腾着的不仅是追忆童年的辛酸和感慨，还有由此而产生的是对曹门大院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根源、对历代名人和先辈们的崇敬和怀念。

曹门大院有着浓厚文化积淀，这里有祖辈上的荣光和耀然，这里有隐约可见的墨迹和书香，院内到处留下的历史印痕依旧可见，它是我们吴氏家族共同拥有的典型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该院在我心目中便多了一份美丽的牵挂和向往，走进大院便成了心灵深处的一份情结。自清朝以来，从该大院出了四位秀才、走岀了两位著名的红军高级干部、三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革命军将、校军官，四位新中国处级干部。目前，曹门大院门外亭廊下历经岁月考验的两根大石柱，仍然坚固如初地顶立在三间亭廊的屋架下，像两尊守护神见证着这座门院内外600多年来的历史沧桑。后来历经年代的变迁兴衰，大院内现巳改建得面目全非，只留下了这座威严的门楼，令人依稀想象到当日这座大院内外的繁华昌盛。我们不仅为先辈自豪，更应该有一份责任感，曹门是吴氏家族的宝贵历史见证，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保护、珍惜，把它完美地传给下一代。

据吴氏家谱记载，自元末明初，我吴氏始迁祖万七公，黄州守备武德将军应明太祖之聘，由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北乡瓦硝墩迁居于此地，现巳是繁衍近40代的吴氏大姓。大吴家湾（原又称双楼子塆）至今已近600年的历史，自眀、清鼎盛时期至民国初年巳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微派村落，居住有180多户吴姓人家。而最早建造曹门大院房屋的主人传说叫吴公兴，是当时的名门大户，有田地五千担。至今在家乡一直流传着形容曹门大院当年的宏伟壮观和家业兴盛的诗句，即：“白天屯兵养马，夜睡独脚龙床，马走三天不喝人家田的水，留客塘里藏刀枪。”营造曹门大院结构设计别具一格，既古朴典雅、又楼阁参差。院内整个房屋的建筑全部都是驮梁起架，重梁木橡，有立柱、有撑拱、有扯坊、立柱下有石墩，上有童墩，撑拱以房出挑长短不同，扯坊以立柱间隔均匀，长短形状各异，檐廊相接，有着独特的民居建筑风格，让人感觉到这是当地一方人才辈出的风水宝地。

曹门大院位于大吴家湾南头，整个大院面积据当年的建造规模大约有3500平方米，共分前后四重房屋，全都是石条墙基，木梁雕栋，青砖黑瓦。大门外为两根石柱顶撑的屋架结构为三间亭廊，大门两侧分别设置有炮眼（当年防土匪用）。大门内有一字排开的数间回廊，作为来人客暂停休整之用。从回廊通过天井进入院内第一重是约260平方米面积的大厅，（约八间房屋）都是石蹬底座，木柱框架结构，地面是用石膏、黄腊、石灰和蒸熟的糯米为原材料调配粘合而成，至今仍清晰可见其地面光泽照人。

当年大厅两侧是摆放家丁演练用的兵器，传说当年吴家来了贵客，为了留住客人，就将300米处一座池塘里的水开闸通过暗道流入大厅，使客人无法通过，人们就把这座池塘命名为“留客塘”(后改称为新屋咀塘)，并相传至今犹存。

大院内往后的第二重为正堂屋和厢房，是议事和来客休息的地方，第三重房子为家人生活起居之用，院内南侧有马房一排数间（供养马和家丁居住）。

院内走廊过道全是用青石条铺平、台阶回廊四通八达，晴天头不“顶阳”，雨天脚不沾水，房屋建筑最大特点：所有房屋均是“里生外熟”“金包银”的墙体。即中为土坯，内外为青砖包面、墙厚约40公分，自然形成冬暖夏凉，坚固防潮。曹门大院内最后一重为两座并齐相应的楼子（大约相距50米），墙体全是用青石条和神砖砌成约50公分厚，墙体四周间隔2米就设置一个炮眼，以防来犯的土匪，楼子座西向东，正面门楼分别设置有20余个石条台阶的通道以备上下。可惜其中南边一座楼子在清朝同治年间拆除改造成住宅房。另外一座楼子在“十年文革”中期（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四旧”的产物也被拆除，部分材料搬到 300米外的村前塘埂改做了生产队的粮仓。

院内整个房子的顶檐两头和四周都是设置有青面燎牙的兽头，传说中这些兽神能镇邪避灾，看起来十分壮观。整个大院的建筑技艺甚为精湛，砖雕、木雕、石雕融为一体，刻“龙”寓意“青云直上”；刻“狮”寓意“祛邪”；刻“鹿”寓意“加官进爵”；刻“鳌鱼”寓意“连年有余”；刻“扇”寓意“行善积德”；刻“水仙灵芝”寓意为“佛人仙人”；雕“蝙蝠”寓意为“福如东海”；雕“鸳鸯”寓意“恩爱”；刻“松柏”寓意为“长生不老”，除此以外，还雕有“和合二仙”、“八仙过海”“二十四孝”等折子戏中古代人物，还有麒麟送子，鹿鹤同春，整个题材喜庆，雕工精细逼真。

大院屋后面的一棵六、七人合围的古银杏树，有一千多年的树龄，它是我们吴家老一辈记忆中的家园悠久文明的象征。应该说，它的树龄要比两座楼子和整个曹门大院的历史还要早近500年，可惜古银杏树在“大跃进”年代（公元1958年）大办钢铁的浪潮中被砍伐，做了炼铁的燃料。在老人们的传说中，古银杏树当年在乡亲们心目中是一位有灵性的，如老人一般的神树。在时事不太平，年景不好时，它会时常发出像老人一样的叹息声和哭泣声；如风调雨顺，太平盛世的年景，它就会在春天开满一树美丽的花朵装点家园；在秋季它在微风中时常摇摆着挂满银色的果子奉献给乡亲们。当年很多人把古银杏树当成一棵能祛病消灾，有求必应，呈祥现瑞的神树而保护它。传说中的曹门大院的庄主吴公兴为了表达对古银杏树灵性的感恩，特意在树的南北方向分别深埋了黄金和白银各一坛子，由此引起了后来不少的淘金者，但至今一直也未能挖到。

曹门大院是典型的书香门第，让人自豪的是自清朝至民国前后，人才辈出。
    吴均，号国栋，清朝监生。

吴堤，号国梁，清朝监生。

吴映文，（吴熙烺）清末庠生。

吴映章，（吴熙焱）清末庠生。

吴德秀，号吉人（1869-1939），武汉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后，他放弃城市的优厚待遇，一心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状态，回乡在羊角寺、四姑墩等地设馆办学，立志振兴山区教育事业。辛亥革命后第二年，应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委员董必武的邀请，到湖北督军公署服务，历任黎元洪、段祺瑞、王占元、萧耀南等督军参秘，在职十四年间，克己奉公，尽心竭力，深得上级信任。由于时政多变，民国15年借病辞职，隐退后居住武昌蛇山黄安学社休养，日以陪伴孙辈乐度晚年。22年返乡后慨谱牒之遗失，遂提倡续修。民国28年在家乡病逝，终年70岁。

吴德铨， 字守言，号保真（1882-1923），兄弟五人，排行第五。黄安高等小学毕业，民国元年投军，曾任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黎元洪两任民国大总统侍从武官、书记官。后随戚李旭亭知县在山东曹县任职，1923年不幸遇难，年仅41岁。尸骨多年后从曹县迁移回家乡安葬。

吴苏民，原名吴绍铭，号醒之，又名文武书生（1899.10.3一1974.11.10）。13岁出乡私塾到武汉读书，中学毕业后回乡任教。经伯父吴德秀（时任湖北督军公署参秘）的推荐，1923年春，到武汉董必武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经常与伯父和堂弟绍镒（杨松）探讨武汉的学潮运动和工人罢工的壮举。为寻求真理，怀着忧国忧民，投身革命的理念，1924年冬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绍铭公从该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遂改名吴苏民。在学习和军训中，不断吸取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以及军事政治知识，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在第一次东征时，编入学生总队担负当地的治安警戒任务。1925年6月，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占据广东叛乱时，他随军校师生参加了配合回师的东征军发动总攻击，平定杨、刘的滇桂军叛乱（即：广州平叛战役），继而又参加了“六·二三” 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五卅” 惨案的反帝大游行。同年十月，又勇敢地参加了第二次东征陈炯明的惠州战役，为反帝反封建统治、对统一广东作出了一名热血青年应有的贡献。

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后，作为一名国民革命军人，时刻不忘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以满腔热忱随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某团排长、连长，先后参加了民族救亡的北伐战争中多次重要战斗，此期间，还参加了南京地区著名的龙潭大战，此次战役，他与众官兵浴血奋战，粉碎了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反攻，为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因作战有功，升为少校营长，后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中校团副、团长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他团结黄埔校友，支持统一战线，积极主张抗日，奔赴抗战前线，随国民革命军十三军第八十九师部队多次击溃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因参战腿部负伤调任267旅军械主任。抗战胜利后，奉命到湖北省军事管理委员会任上校军事科长。因看清时事，不愿卷入内战的旋涡，放弃高官厚禄，借伤病于1947年5月退役经商。

1957年进许昌烤烟厂工作，1959年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1961年经政府相关部门查证无罪后回乡休养，一生淡泊名利，忠实坦诚，学识渊博，善于书法，晚年勤于写作，奋斗不息，享年七十五岁在家乡病逝。

苏民公青壮年时期奔驰戎马，文武双全，虽然党派有别，信仰不同，但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了民族大义与救亡真理，他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的伟大斗争中，舍身为国，历尽了艰险和生死的考验，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过努力和贡献，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吴氏家族的骄傲，应该被我们乃至世世代代所铭记。

吴绍钧，公字伯衡，生于公元1890年农历6月，中华法政大学毕业，即在武汉从事律师工作。抗日战争爆发，武汉沦陷，转五峰县、蘄水县、钟祥、随县等地任审判官及地方法院推事、检察官等职。1946年患病告假，定居武昌西山坡疗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高级法院审判员，武昌区第一、二届人民代表、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1960年3月病故于武昌，享年70岁。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交通不便，其族侄吴林焕将军（时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得知绍钧公生前有回原籍遗言，即安排汽车并着官兵多人护送其灵柩回家乡安葬。

吴绍述 生于1914年农历正月十五。1926年至1932年历任黄安县北乡(现大悟河口、四姑)村、乡苏维埃赤卫队长。1933-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排、连、营等职。为抵制内战于1946年隐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河南省开封地区农机公司工作至1981年离休。1989年冬病逝，终年75岁。

吴基茂，字劍秋（1915-1993），早年就读武汉张楚中学，1935年考入黄埔军校成都三分校第八期，毕业后留校任上校军事教官，历任国民革命军营、团等职，湖北省军管区黄陂、孝感警备司令（少将），1949年奉命赴台湾，后转美国旧金山定居。共育有三男三女共六个子女，（即；隆烱、隆光、隆明、新华等；其中；隆光、隆明、新华现分别供职于加拿大和美国），先生1994年春病故于加拿大，享年78岁。

吴振东，原名吴基伟（又名吴震东），生于1927年7月，三岁生母钱氏病逝，七岁就读于本村私塾。抗战爆发、家乡沦陷前，国民政府成立“儿童保育院”，动员有志少年，赴“后方”求学，以便将来为国效力。时在父亲的支持下，年幼远离家乡。国立武汉中学毕业后，考入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一期通讯兵科，1947年秋毕业时正值内战，非先生所愿，奉派赴台湾空军地勤部队服役，以中校军衔退役。后转师范大学国文专修，继而获聘台北市立中学任教至1993年退休。夫人赵倩玉，台籍，共育有一子一女。子隆腾，大学毕业赴美留学，现在台北供职，女名家惠，大学毕业赴美留学后，现供职于加拿大。

先生自军校毕业后，因战乱匆匆离去，直到1984年始与家中取得联系，到1989年春返乡探亲，而此时双亲巳都仙逝，先生长叹：“子欲养而亲不在，枉为人子”！即赴墓前悼念，以尽人子之孝，并慰双亲在天之灵。尊若有知，定当含笑九泉！

先生晚年言称；“自父辈们传承上辈团结友爱的美德，我的这个大家庭，两代兄弟两个党派，虽信仰不同，政见各异，制度有别，但都遵循祖训，爱国爱民，以民族利益为重，可谓中国社会历史的缩影，况信仰不可强求，孰是孰非，自有历史（发展）作出结论。然而，我深信中华民族必统一、家国必兴盛！” 

吴震东先生于公元2007年3月25日在台北市病逝，享年80岁。

杨松，原名吴绍镒（1907-1942），在东北工作期间党内用名吴平，（曾用化名吴兆益、华西里等，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时俄文名瓦西里耶夫·尼基福尔·瓦西里耶维奇，后改名杨松），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8年入党，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先行者、东北抗日联军的发起人、组织者，也是第一个来自共产国际走出“红色之路”接续国际地下交通线、坚持与党中央密切联系，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唯一亲临东北前线的领导同志。1931年至1933年在苏联运东地区海参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络处工作，担任太平洋国际职工会秘书处中国部主任，负责编辑《太平洋工人》杂志，兼任“苏兆征中国苏维埃党校”马列主义教学工作，实际上还担负着中共中央与东北党组织的秘密联络任务，协助中国满洲省委开展各地党组织建设和工会的工作，指导工人运动。

1934年至1938年1月在东北和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兼满洲省委巡视员、中共吉东特委书记兼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政委、共产国际“七大”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1935年10月2日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兼翻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教师。参加研究和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等党的重要文献。

1938年2月从莫斯科回延安，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兼秘书长、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工作）、六届六中全会抗联代表兼秘书、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委员、马列学院教师，1941年3月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等职，起草六届六中全会致杨靖宇和抗联战士暨东北同胞的致敬电。著有《全国对日总抗战与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等文章。1942年11月23日杨松在延安病逝。毛泽东亲笔挽联：“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

杨志超，原名吴基骏 (曾用名吴基盛) ，1918年2月生。自幼随父亲吴绍钧在家乡和武汉读书，1936年7月参加革命，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湖北省汉阳地区大队长。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38年受中共华北局派遣，任晋绥军十九军团政治部主任，1938年9月经叔父杨松（吴绍镒）介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抗大七大队青年干事。1939年3月到1943年12月，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合水县委组织部长、庆阳县委组织部长，陇东地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常委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省鲁南行署公安局科长，腾县公安局长、中共腾县县长兼武工大队队长、中共临泉县委工作委员会常委。1946年10月，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自卫战争中坚持敌后斗争，荣立一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河南省政府开封实业公司经理、国营郑州纺织机械厂厂长、河南省委钢铁办副主任兼安阳钢铁公司第一任经理（厂长）、河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河南省农林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8年下放到信阳地区插队劳动。恢复工作后，1972年11月起，先后任信阳地区计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等职，1983年8月离休，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正厅级（行政九级）待遇，住河南省老干部休养所，1995年正月初九因病在家乡去逝，享年77岁。

杨志超同志参加革命近60年，在战争年代，他与夫人王宜民同志一道深入敌后，长期从事抗日救亡和党的地下工作，不畏艰难困苦，出生入死，开展武装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杨志超同志长期担任河南省大型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职务和省政府计划经济管理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杨志超同志一直关心、支持家乡老区的建设和发展。早在上世纪50年代，大悟县领导到郑州省政府找他帮忙，因建县大礼堂缺钢材和水泥，杨老很快从河南设法解决。70年代初期，为了帮助改善家乡的农业机械化生产，他先后给大悟县争取到五台四十匹马力的东方红拖拉机，还为家乡安装自来水，援助钢制水管和闸门等所需的设施器材。二十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大悟县境内的化肥厂、水泥厂、酒厂、磷肥厂等企业生产用煤紧缺，孝感地区和大悟县领导以及有关部门曾经常到河南向他求援，杨老总是热情接待，尽量帮助解决。尤其是援建大悟河口麻纺厂过程中，杨老更是全力相助，亲自分别两次带着33650部队首长和明港部队麻纺厂技术人员前往河口麻纺厂现场指导，帮助解决建厂过程中技术、设备、物资原材料、资金等方面存在的难题。促使该厂1982年春正式投产，解决就业职工200余人。年产各种规格麻袋近100万条，年创产值220万元，实现利税20余万元，成为当时全县乡镇企业中的佼佼者，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老生前常对老伴和孩子们讲，是家乡的山水抚育他长大的，现在老区有困难，给家乡帮忙搞建设是他应尽的责任。就在他病重弥留之际，还叮嘱妹妹杨基光、堂弟吴基昌，将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20200元捐献给大悟县教育基金会，作为奖励基金，用于家乡四姑镇同兴小学成绩突出的教师和学生，表现出一个老党员、红军老干部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他忠诚报国、竭诚为民的高贵品质，以及对家乡无限热爱的朴实情怀和业绩已载入史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大悟的人民更不会忘记。

吴基发，（1933-   ）1950年12月参军，后转哈尔滨医科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哈医大科研处长，黑龙江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90年在哈尔滨离职休养。

杨基光，原名吴基光（1936-   ），毕业于北京石油管理学院，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建材工业学院院长，国家建材工业部秦皇岛干部管理学院院长。

曹门大院所历经的风凋雨蚀和人为损毁后留下的不只是历史沧桑与变迁，还有沉淀下来渗入骨髓的朴厚坚韧，给世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和弥足珍贵的回忆，为吴氏家族的今天展示了一个值得研究续写的前缘，我们不仅可以把岁月追忆联想起那个时代先辈闪光的智慧和足迹，应为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而自豪，更应为保护历史名人故居去进行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愧对祖先留下给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和民族记忆。更期待曹门大院再现逝去的岁月容貌和那些光阴遗失的美好故事，让我们共同去努力吧！

 吴隆繁草撰于2006年春，2014年6月整理

注：曹门大院和羊角寺的传说

1、也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怀旧的意识也不断加深，近年来总是期盼着回乡去拜望古老的曹门大院，以及大院的门楼亭廊下那极具象征意义的两根石柱，而看到这对饱经沧桑的历史见证物，总是表现岀极大兴趣和深深的感情，只要是看见这两根石柱或提及它，在我眼中好像它不是石柱，而是我很久不见的好朋友，我们羨慕它、喜欢它、敬仰它，实际上是抒发我们对这座古宅大院曾经养育后走岀去的那些历代名人，也是对曹门大院历史的祟高感情。

2、相传；大吴家曹门大院庄主吴公兴是当时的名门大户，至今在家乡一直流传着形容曹门大院当年的宏伟壮观和家业兴盛的诗句，即：“白天屯兵养马，夜睡‘独脚龙床’马走三天不喝人家田的水，留客塘里藏刀枪。”父辈时期有五千余担粮田（一担相当于现在七亩），到其子吴公兴晩年家业渐渐衰败不足三干担。因长期从其外甥（杀猪屠户）处买肉不付现款，到年终结帐时（想赖帐）不讲诚信，于是，其外甥（李**）举证将他吿到县衙，导至后来吴公兴家业渐退破落。

3、（‘独脚龙床’实际是一棵椒滕树在生长过程中，人为地不断修整后形成相似的一张床，而后将独树支撑的‘龙床’盖在屋內作睡觉使用），

4、据八届谱(1943年)载的保光先辈文章中称：“羊角古寺庙原为吴氏家庙，清朝康、乾年间被僧人侵占近200年，至民国30年又被月清、崇正等和尚所卖，该庙前后共三重，吴氏族人买回整修后，前中两重作为我五世祖钰公祠宇，后重左立文昌帝神像、右立观世音神像供奉，香火四季不断”。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 运动中，钰公祠宇又被拆毁，材料援建了四姑墩学校。

有关吴公兴先祖和以上人物的历史有待进一步考证，请知情人提供明、清时期的家谱或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