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考古】春秋吴都研究的若干问题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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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王阖闾始建大城 苏州古称“吴”，周敬王六年（前514年），吴王阖闾曾建都于此。因而，称之为“吴大城”，又称之为“阖闾城”。秦平定江南后，因置吴县，为会稽郡治。所以苏州在历史上又有吴中、吴门和吴都的别称。由于吴国的国名和都名是同名，不像楚国都城郢和越国都城会稽那样容易分清，以致到了今天，春秋后期吴国都城究竟在哪里，竟然会成为一个问题。其实，只要仔细读一读先秦著述和司马迁的《史记》就会发现，上述载籍经常提到的“吴”，有时是指吴国，有时是指吴都。如《左传．昭公二十年》：伍员“如吴”。 该书《哀公二十年》：“越围吴。”《韩非子．喻老篇》：“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这里所说的“吴”，很明显，是指吴都。《史记．货殖列传》明确指出：“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史记》所说的“吴”，当然也是指吴都。 最早对阖闾城作了具体记载的是成书于战国，经过东汉袁康、吴平增补的《越绝书》和稍后赵晔撰写的《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介绍了吴国统治者的建城思想：吴王阖闾登位后，召见谋臣伍子胥，征询强国霸王之术，说：“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为之奈何？”伍子胥献策说：“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接受了上述建议，委计于伍子胥重建都城。这说明吴国统治者的建都目的是出于兴王成霸的需要，原来狭小的城郭和宫室已远远不够，必须营建规模大、城郭坚、沟池深、蓄积多的都城，才能适应吴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的需要。 二、《越绝书》关于阖闾大城的描述与苏州老城历史遗存对照 《越绝书．吴地传》提供了有关阖闾城规模、布局和设施的各项具体数据： “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按古制一里合三百步、一步为六尺计算，四面城垣长度相加，实为三十七里一百六十一步。 该传还记载了这座大城东西、南北之间直径的长度：“从阊门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据此推算，大城总周长约三十八里左右。这证明大城周长四十七里之数，实为三十七里之误。 《吴地传》提到的八座水陆城门即阊、胥、巫、齐、娄、匠、盘、蛇等门。 大城外有“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内有“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 该传还载：“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东西从武里，面从小城北。” 在小城东面，尚有伍子胥城。这就说明新建的吴国都城是由外郭、大城和小城（即子城，又称宫城）三座城垣组成，它和当时诸侯各国的都城建设制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墨子．非攻篇》云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管子．度地篇》说：“内为之城，外为之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城与郭都是用来防御敌人进攻的军事设施。从几座诸侯国都城的发掘情况来看，形状虽不一，但都有城与郭之分，如鲁国都城曲阜，分内城和外郭两重；齐国都城临淄是城郭相重，大城为郭，东南角小城为城；赵国邯郸和燕国下都是城与郭并列，东为郭，西为城。奴隶主贵族居住在城内，人民生活在郭中。主张吴都在灵岩山馆娃宫之侧的同志认为，吴都有郭，但不一定要有城。这与我国古代都城建制大相径庭，有郭无城，就不成其为都城了。因此，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吴都周长三十七里的规模，在当时各国的都城中，属于中等水平，它大于周长二十六里的鲁国曲阜，但小于周长四十八里的齐都临淄，而与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遗址）相近。 吴都城内辟有宽广的街衢和密集的河道。《越绝书．吴地传》提供了城内街道、河道长度和宽度的若干数据：“邑中径，从阊门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三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三十三步，水道广二十八步。”邑中径，当是指城内的中心干道。上述街道、水道的长度与宽度，居于各诸侯国都城之首。吴大城辟有八座陆门和水门的史实反映出城内外陆路和河道密集的程度。 《越绝书．吴地传》还记载了吴都城外的几条水陆交通要道：“吴古故陆道，出胥门（原作明），奏出（疑为衍字）土山，度灌邑，奏高颈，过犹山，奏太湖，随北顾以西，度阳下溪，过历山阳，龙尾西大决，通安湖。”此为吴都西北陆上通道。 “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今苏州城北漕河），上历地，过梅亭（在今无锡境内），入杨湖（今常州市东南），出雨浦（今江阴利港），入大江，奏广陵（今扬州）。”此为吴都北上水道。 “吴古故（疑脱障字），从由拳（今浙江嘉兴南）辟塞，度会夷（即会稽），奏山阴（今浙江绍兴）。辟塞者，吴备候塞也。”此为吴都南下越地的通道。 吴都东临大海，吴王夫差曾从海上攻齐，海上可能已通航。从而说明了当时吴都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 在吴都城内，建有吴王阖闾的宫殿、台榭和苑囿。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有： （一）阖闾宫，《越绝书．吴地传》云：“在高平里。” （二）南城宫（一作南越宫），《越绝书》和《吴越春秋》都云：“在长乐。”洪武《苏州府志》云：在今长洲县干将乡。 （三）东宫和西宫，《越绝书》云：“东宫，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疑为衍字）西宫在长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宫者照燕失火，烧之。”据《吴郡志》引《虞氏家记》云：“吴小城白门，阖闾所作。秦始皇时，守宫吏烛燕窟，失火烧宫，而门楼尚存。”由此可以证明东宫和西宫在宫城（即子城）内。 （四）射台，《越绝书》云：“一在华池昌里，一在安阳里。”《吴越春秋》云：“立射台于安里”（疑脱“阳”字）。晋任昉《述异记》云：“吴王射堂，柱础皆是伏黾。”可见建筑之豪华。 （五）华池，《吴越春秋》云“在平昌里。”《吴地记》云：“在长洲县大云乡安昌里。” （六）华林园，《吴地记》云：“在华林里。” （七）石龙，《吴地记》云：“在龙坛里，里在乌鹊桥东。”上述构筑的确切位置虽尚待考定，但由此可见都城建筑工程之浩大。 在城外，建有众多的离宫别馆和驰猎场所。著名的有： （一）姑苏台，《越绝书》作“姑胥台”。《史记》正义注：“在吴县西南五十里，横山西北麓姑苏山上。”《吴地记》云：“在吴县西南三十五里。” （二）馆娃宫，《吴越春秋》、《吴地传》皆云：“阖闾城西有山，号砚山（即今灵岩山），山在吴县西三十里，上有馆娃宫。” （三）长洲苑，《太平寰宇记》和《元和郡县志》都云：“在吴县西南七十里。”一说在太湖北岸无锡境内《寰宇记》引《越绝书》云：“无锡湖，通长洲，多鱼而清。” （四）石城，《越绝书》云：“石城者，吴王阖闾所置美人离城也，去县七十里。”《吴越春秋》云：阖闾“兴乐石城”。元徐元佑注：“在吴县东北，吴之离宫。越王献西施于此。”清同治《苏州府志》云：“石城在（常熟）县北五里。”并转引《吴地记》云：“越献西施于吴王，王择虞山北麓以石甃城，为游乐之所，其地今有石城里。”可见石城在今常熟虞山北麓。 （五）吴宫，清同治《苏州府志》云：“甫里乡名（即今甪直），在长洲东南五十里，相传为吴王夫差别宫。”唐陆龟蒙曾作《问吴宫辞》。 （六）梧桐园，晋任昉《述异记》云：“在吴郡，夫差旧园也，一名琴川。”《乐府》云：“梧宫秋，吴王愁。” （七）明月湾，明洪武《苏州府志》：“在太湖石公山西，世传吴王曾玩月于此。”（消夏湾），清同治《苏州轱志》云：“在洞庭西山飘渺峰之南湾，旧传吴王避暑处。” 在吴都城内，设有官署，驻有军队。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鲁国子贡出使齐国，劝说田常伐吴时说：“夫吴，城高以厚，池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这说明当时的吴都也是一座规模巨大的兵营。 在城内，设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在城外，建有为王室服务的生活设施和农业、畜牧业生产基地。著名的干将、莫邪的铸剑作坊，《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云：“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囊装炭”，煅冶金铁，其规模不小，相传就设在匠门附近。在今道前街西吉利桥旁，据洪武《苏州府志》云：“本吴王织里，故名。”《吴郡图经续记》云：“俗讹失履，今讹吉利。”当为吴国的丝织作坊遗址。其他制陶、治玉作坊，估计也设在城内。《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云：“子胥之吴，乃被发佯狂，跣足涂面，行乞于市。”该书《阖闾内传》载：“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吴市的确切位置虽尚待考定，但设在热闹的市中心则是可以肯定的。 都城的生活设施，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有仓库、酒醋作坊、冰室、船宫和宾馆。清同治《苏州府志》引《吴地记》云：在胥门南三里处建有储城，为“吴王储粮处”。当为吴都仓库。《吴地记》载，在胥门西南三里，建有酒醋城，当为王室生产酒醋的作坊。据《越绝书．吴地传》载，吴都建有两处冰室：一在阊门外郭中；一在巫门外。这是为王室储存食物的冰窖。还建有一个名为欐溪城的船宫，用来保管王室使用的船只，如著名的“艅艎”大舟。在城外十五里处，建有一座名为巫欐城的宾馆，“阖庐所置，诸侯远客离城也”，用来接待各诸侯国使者。 在都城周围，分布着王室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基地，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有： （一）疁、虚，据《越绝书．吴地传》载：“吴北野禺栎东所舍大疁者，吴王田也，去县八十里。”“吴西野鹿陂者，吴王田也。今分为耦渎，胥卑虚，去县二十里。”“吴北野胥主疁者，吴王女胥主田也，去县八十里。”上述三处疁和虚，当为王室农田，是吴国的粮食生产基地。 （二）鸡陂墟，《越绝书．吴地传》云：“娄门外鸡陂墟，故吴王所畜鸡处，使李保养之，去县二十里。”为吴王养鸡所。 （三）鸭城，《吴郡志》引《吴地记》云：“在匠门外，吴王筑以养鸭。”清同治《苏州府志》云：“在吴县东南二十五里匠门外沙里中。” （四）猪坟，清同治《苏州府志》云：“城东五里有猪坟，《吴郡图经续记》作‘豨巷’，是吴王养猪之所。” （五）麋湖城，《越绝书．吴地传》云：“阖庐所置也，去县五十里。”当为吴王畜麋所。 （六）鹿园，清同治《苏州府志》云：“在县西北七十里（今张家港市鹿苑镇），世传吴王豢鹿之所。” （七）马城、鹿城，清同治《苏州府志》云：“马城、鹿城并在洞庭西山，阖闾筑以养马豢鹿。” （八）豆园，明正德《姑苏志》云：“其（指鸡陂墟）东二里有豆园，亦阖闾置。”清同治《苏州府志》引《吴地记》云：“豆园，吴王养马处。” 三、其他志书关于吴都阖闾大城记载与苏州老城历史遗存对照 这座规模宏大、建筑雄伟、设施齐全的吴国都城究竟在哪里？汉代司马迁的时代，距吴国灭亡只不过三百余年时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亲历吴越之境。“登姑苏。望五湖”，参观了春申君的故城和宫室，赞叹“盛矣哉！”这证明在吴都旧址上修建的春申君故城和宫室，至汉尚存。 历代史籍和至乘，从未怀疑过吴都在苏州的史实。 例如《吴地记》云：“地名甄胄，水名通波，城号阖闾，台曰姑苏；墺壤千里，是号全吴。” 《吴郡图经续记》说：“自吴亡至今仅二千载，更历秦、汉、隋、唐之间，其城濠、门名，循而不变。” 《吴郡志》指出：阖闾城，“即今郡城也”。 清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在“苏州府”条下说：“春秋时吴国都也”，“考今府城，即阖闾故城。周敬王六年（前514年）阖闾所筑”。 清同治《苏州府志》也说：“府城为阖闾故都，自泰伯城梅里平墟，诸樊徙都于此。” 这几乎已成为历史的定论。 苏州城内外地面上，至今还保存了吴国都城的遗迹，可以作为佐证。有的建筑物虽已湮没无存，但仍保留了当时的名称，可供查考。 例如吴都的八座城门，在漫长的岁月中，迭经变迁，虽早非原构，但名称一直保留至今。 吴小城，又称子城，据《吴郡图经续记》引《郡国志》云：“今太守所居室。即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因数失火，涂以雌黄，故曰黄堂。 又传：吴宫至秦时犹存，守宫吏以火视燕窟，遂火焉。其遗迹虽无存者，其他则未闻或改也。” 这证明历代郡治都建于吴都宫城的遗址上。因此，清同治《苏州府志》云：“吴小城，即子城，历汉唐宋，皆以为郡治。元末张士诚居为太尉府，及败，城夷圯略尽。” 子城周围的城壕，相传吴王曾张锦帆游乐，因名锦帆泾。明代逐渐淤塞。建国后已填平筑路，因名锦帆路。今前后梗子巷、高岗子巷和王废基等，即为子城北城垣遗址，至今仍依稀可辨。 在苏州城内众多的桥梁中，有的即建于吴王阖闾之时，如位于今临顿路北端的临顿桥，据《吴郡志》引《吴地记》云：“吴王亲征夷人，顿军憩歇，宴设军士，因此置桥。”又如位于齐门南段的定跨桥，《吴郡志》引《吴地记》云：“吴王阖闾造”；有的桥梁，因其旁有吴国的遗迹而命名，如位于今干将路与平江路交界口的苑桥，据《吴郡志》云：“故传阖闾有苑囿在其旁，因名。”又如位于今东中市承天寺西的都亭桥，《吴郡图经续记》云：“故传吴王寿梦尝于此作都亭以招揽贤士也”；有的桥梁因在其旁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命名，如位于今祥符寺巷与皮市街交界口的鹤舞桥，据《吴郡志》引《吴地记》云：“夫差女胜玉（疑为阖闾女滕玉）出葬日，仙鹤引舞，群鸣于市，因号桥曰‘鹤舞’。”又如靠近盘门的憩桥，《吴地记》云：“吴军憩歇於此，因名之。”此桥今已废。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吴国当年众多的离宫别馆和台榭、苑囿，今虽已湮没不可见，多数不仅保留了当时的名称，少数保存至今的，也决非原构，但它却为我们研究吴国的历史提供了线索。灵岩山上的馆娃宫是唯一保存至今的遗址，山上的琴台、石室、吴王井、玩月池，响屐廊和山下采香泾等，都为吴宫遗迹，展现了当年吴宫风貌。洞庭西山的明月湾和消夏湾，虽已无踪迹可觅，但长期以来却成为当地的乡镇和自然村名称。民国时期曾建过消夏镇和大明湾、小明湾村，后者一直保持至今。总之，苏州的山山水水，几乎都与吴国的历史相联。 根据上述大量的文献记载与遗址遗迹，可以确认今天的苏州古城，就是当年的吴国都城。它是在吴都遗址上不断重建的。这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是仅见的一例，与西安、洛阳、南京和开封等著名都城废弃旧城址、另辟新城址的建筑方式截然不同。究其原因，这与吴国都城建于太湖下游的水网地区有关，纵横交叉、密如蛛网的河道对这座古城的位置起了骨架的作用。到了战国时代，春申君徙封于吴，据《史记．春申君列传》正义注，当时城内已有“四纵五横”的河道网。到了南宋重建苏州城时，据平江图展示，苏州城内已形成了“六纵十四横”的骨干河道系统，呈现出“水陆平行”、“河街相邻”和“前街后河”的双棋盘格局而延续至今。这说明城市建筑物虽屡毁于兵火，但河道并不会改变，只要稍加疏浚，便可继续利用。早在50年代初，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指出：“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尚是春秋时物，其次为成都，则战国时物，其所以历久而不变者，即以为河道所环故也。”这样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 四、驳“吴都不在苏州” 主张吴都不在苏州的根据之一，是春秋时期吴越两族的交汇处在太湖西岸无锡、江阴、宜兴一线，吴都不可能建立在越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前者不是事实，后者倒是一个可以研究、探讨的问题。吴越两国接壤为邻，越国位于吴国的南部，吴国的南界即越国的北境。据《越绝书．吴地传》载：“语儿乡，故越界，名曰就李，吴疆越地，以为战地。至于柴辟亭。”又云：“马嗥者，吴伐越，适逢大风，车败马失，骑士堕死，匹马啼嗥”；“觐乡北有武原”。就李即为携李，在今浙江嘉兴县西南七十里；语儿即御儿，与柴辟亭俱在今浙江崇德县北石门镇附近；马嗥在今浙江海盐县；武原又名平原，在今浙江平湖县东。据此，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交汇处最初当在今太湖南面平湖、嘉兴、崇德一线，而非太湖西岸无锡、江阴、宜兴一线。问题倒是阖闾为什么要建都于靠近越国的苏州？这个问题早在建国之初，顾颉刚先生已经作了回答，他说：“前年侯仁之君来沪，渠尚初次到江南，询予当年吴都何以在苏州，以苏州无险也。予答之曰‘阖闾徙苏州，当为对越，越人北侵，道由太湖，徙都苏州，则洞庭东、西山为门户，便于防守，所谓置国都于国防前线也。’继而思之，太湖固为一理由，然尚有三江在，太湖固为吴人控制，越人独不能由太湖东岸来耶？兹读乾隆《震泽县志》，其卷一《形胜门》中载有清人徐养浩之言曰：……‘吴江乃江、浙之要冲也，东南有事，水陆之师所必由焉。北通常、润，南接嘉、湖，西环具区，东贯三江，湖港万派，茭芦丛密，中惟一塘以贯南北，其外则举足皆河，苟无舟楫乡道，则荒丘侧岸，细港深泥，一入其中，东西莫辨’。”在吴江境内，有夹浦、平望、震泽等三条陆上通道和石湖口、五龙桥、吴凇江口、同里、芦墟、烂溪、筒村等七条水上通道，是越国从浙江境内北上苏州的必经之路。这几条水陆通道的形势都十分险要，如吴江平望镇，凡从嘉兴来者，必经此道，右为莺脰湖，左为雪湖，“百夫守此，千万骑不能前也”。故元末张士诚在平望筑城，明代为防御倭寇在平望筑敌楼。“读此，可知吴江一带在当时军事上之重要性。而越之侵吴皆由嘉兴来，入太湖则至越来溪，故横山之下有吴城与越城相对峙焉；沿平望则至吴凇江口，即夹浦桥之东，所谓笠泽者，故娄门外有力士、武城诸防御工事焉。”上述分析，揭示了吴国统治者建都于苏州的军事目的，也反映了吴国伍子胥的卓识远见。当时，吴国的对手，虽西有强楚，北有霸齐，南有于越，但齐楚不足为患，而越却是心腹大患。《吕氏春秋．知化篇》记载了伍子胥反对吴王夫差放弃越国而北上伐齐的一席话：“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占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也，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夫吴越之势不两立，越立于吴也，譬若心腹之疾也，虽无作，其伤深而在内也；夫齐之于吴也，疥癣之病也，不若其已也，且其无伤也。今释越而伐齐，譬之犹惧虎而刺猏，虽胜之，其后患无央。’”历史证实了伍子胥的上述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因此，苏州接近越国势力范围，倒可以作为吴国建都的根据，而决不能成为不在苏州的理由。 主张吴都不在苏州的根据之二，是苏州从未发现过青铜重器，尤其是具铭青铜礼器。这不是事实，但在苏州出土的青铜器不多，倒是符合实际的。这是由于吴国遭到越国的两次进攻，国破家亡，星转斗移。《吕氏春秋．知化篇》在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时说：“越报吴，残其国，绝其世，灭其社稷，夷其宗庙，夫差身为擒。”作为珍贵的青铜礼器，一部分在吴都陷落前夕，被贵族破坏后，埋入地下；一部分成为战利品，落入敌军之手；又一部分则随宗族逃亡外地，流落四方。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从清末开始至今的百余年间，在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湖北和浙江等地的战国墓葬中，陆续发现了吴国具铭青铜器。例如，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在山西代县蒙王村出土了一件大型的青铜礼器“吴王夫差鉴”，器高40厘米、口径70.6厘米，圆腹、圜底，颈部两兽耳衔环，颈腹布满蟠虺纹和叶形纹。腹内铸有“攻敔王夫差择厥吉金自作御监”三行、十三字铭文。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说：“此器形制钜丽，为春秋时诸器之冠。非夫差之侈，不易办此。”这件青铜器，《周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诸书，都作了著录。吴国的青铜器，为什么会在当年晋国的境域内出土？据有人分析：吴国灭亡后，延陵季子的宗族纷纷逃到三晋地区落户，有的还当上赵国的臣子，如赵考成王臣中有名叫延陵钧者。西汉时，代郡置有延陵县。据《山西通志．氏族略》载：吴季子居延陵，其后因以为氏。因此，这些青铜彝器，很可能是吴国逃亡贵族携带到今山西地区去的。吴国具铭青铜器流到外地的，究竟有多少？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人将传世和出土的吴国青铜器作了汇释和集录。现仅据杜遒松《春秋吴国具铭青铜器汇释和相关问题》和李先登《吴王夫差铜器集录》两文提供的资料，即有34件之多，其中青铜兵器剑、戈、戟、矛22件；青铜礼器编钟、钩（金翟）、鼎、簠、鉴12件。以阖闾建都于苏州为分界线，属于吴国前期的有12件，属于后期的有22件，其中属于吴王阖闾的青铜器4件，属于吴王夫差的青铜器18件。此时吴国已发展到极盛时期，青铜冶炼业获得了高度的发展。无论是青铜器的形制还是纹饰，已日臻成熟，并发明了错金技术。这些青铜器代表了当时吴国的青铜工艺的水平。 建国后，在苏州城内外陆续发现了吴国后期的青铜器，如果加上上述流入外地的具铭青铜器，其数量是十分可观的，从而逐步揭开了吴都之谜。根据已发表的资料，1975年以来，在苏州城内，先后在葑门内城河程桥疏浚工地、城东北新苏丝织厂基建工地、相门仓街江苏省第三监狱厂房基建工地发现了三处窖藏青铜器；在城外，虎丘新塘战国墓葬和吴县何山春秋墓葬中，发现了成批吴国青铜器。在昆山市兵希盛庄发现了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冶铸作坊遗址，共搜集到数十件青铜兵器和工具残件。同时，发现了半成品青铜块七八十块，重24.2公斤。上述窖藏、墓葬，共出土青铜器126件。如果加上苏州市各市县零星发现的青铜器，共155件。其中大件青铜容器，有鼎罍、釜、豆、壶、鉴、瓿、盘、匜、缶、盉等28件，约占18%；青铜乐器，有编钟3件，约占1.9%；青铜兵器有剑、戈、矛、刀、镞等62件，约占40%；青铜工具，有锯镰、銍、锸、锄、犁、鎒、锛、斤、削、斧、钻等56件，约占36.5%；青铜生活用具，有车马饰和带钩等6件，约占3.8%。 上述青铜器具有如下特点： （一）青铜兵器数量巨大，制作精良，而尤其是青铜剑的制作技艺，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从已发现的12柄青铜剑来看，葑门内城河出土的两柄剑，一柄规格、尺寸和形制、纹饰与湖北江陵战国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完全相同，“剑身布满菱形暗纹，剑锷锋利，形制精美”；另一柄为错银铜剑，素纹，与吴江菀坪、吴县西山湖底发现的相同，可能是吴越战争的遗物。1975年，在吴县洞庭西山消夏湾湖底发现的一柄青铜剑，漆木剑鞘已朽，但“剑身至今未锈，光泽如新”。相传该地为吴王夫差避暑胜地，出土的青铜剑，可能与传说有关。 （二）在数量众多的青铜工具中，农具种类齐全，用途广泛。从出土的30件农具来看，有用于翻土、起土的犁和锸；有用于中耕除草的锄和鎒；有用于收割的锯镰和銍，这表明吴国的农业生产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耕作制度。青铜属于贵金属，在奴隶制时代，一般都用来制造供奴隶主贵族享用的礼器、乐器和生活器具，而很少用于农业生产。在中原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木石工具，而在吴越地区青铜工具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这不仅表明吴越地区是铜锡的产地，具有发达的青铜手工业，而且也反映出吴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已具有相当的水平。 （三）从大件青铜容器的形制和纹饰来看，既吸收了中原地区铜器上的某些花纹图案，又较多地采用了当地几何印纹陶器上的纹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吴器风格。例如，相门仓街出土的鼎、罍、瓿、盘、鉴等器，制作简单质朴，其器也较轻薄，与中原青铜器质胎厚重显然有别；各器纹饰均无地纹，变形云雷纹明显脱胎于本地印纹硬陶，为黄河流域所未见。用尖利锥器凿刻的虚线图案纹饰，为春秋战国时期所常见。所出编钟，其形制与六合程桥吴国贵族墓出土的刻有“攻敔”铭文的编钟，完全相同。何山和虎丘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如鼎、鉴和戈，与六合程桥东周墓和安徽寿县侯墓出土的十分相似。综上所述，完全有理由说这批青铜器都是当地制造的，是属于吴国晚期的器物。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据发掘者现场分析，相门仓街和城东北两处不是墓葬，所出青铜器并非随葬品，而是有意埋入地下的窖藏物。尤其是城东北存放在鼎中的一部分青铜器皿，都有砸伤的痕迹。据发掘者推测：“可能意味着经历过一次突发事件。苏州是春秋时期吴国都城所在，这批器物可能是吴败于越时，仓促埋入地下的。”这一推断，与文献记载是完全一致的。可见，以“苏州未发现过青铜重器”作为吴都不在苏州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并非事实。 主张吴都不在苏州的根据之三，是苏州城内外发现的大多为战国的汉代墓葬，似乎“春秋时期苏州人烟不稠密”。苏州城内外战国和汉代墓葬密集是事实，但它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而是在春秋时代吴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割断历史的渊源关系。1972年到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吴县唯亭草鞋山遗址的发掘，为解决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时代序列找到了一把钥匙。草鞋山保存完好的文化层表明，以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为特征的器件，是属于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介于良渚文化和战国、汉文化之间。据苏州博物馆考古组同志介绍：“苏州先后出土不少几何印纹陶，其分布地区和范围，几乎遍及市郊和地区。”在市郊，有城东笠帽墩、天宝墩、虎丘金鸡墩，横山东、西、南麓，横塘新郭越城，城南青旸地、龙桥，而尤其是城西南的谢家坟、小巷上和横塘一带极为丰富；在城区内的钱万里桥、火车站、玄妙观、东北街、天赐庄、盘门大街等地屡有发现。上述地点多数是墓葬，少数为遗址。出土大量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其纹饰，陶器有云雷纹、菱形纹、曲折纹、回字纹、叶脉纹、填格纹和方格纹等，原始青瓷有水波纹、抑角纹和对称弧线圆圈纹等。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上述墓葬是在汉墓的下层发现的，例如，娄葑公社高山墩4号墓出土8件几何印纹陶罐和原始青瓷瓿、碗，是在西汉墓1米深处发现的。又如娄葑公社天宝墩28号墓和长青公社孙坟头14号墓，分别是在汉墓以下约20公分和30公分处发现的。这表明这些墓葬都是属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吴越文化遗存。在各重要遗址中，例如，吴县唯亭夷陵山、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等都发现了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所有这些事实，表明了早在原始社会，青莲岗和良渚文化的氏族部落就在今苏州境内劳动、生息繁衍着；进入阶级社会后，这里聚居着古越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主张吴都不在苏州的论者无视这一客观的历史事实，采取“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研究方法，断然否定苏州境内存在着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主张吴都不在苏州的根据之四，是苏州现有的城墙是建在战国和汉代的遗址上，其建城历史至多不会超过汉代。论者根据对苏州平门城墙和齐门、相门水城门的发掘，并对相门水城门基础木材进行碳素C14测定的材料，便得出了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文献中的吴都与今天苏州“决非同一城”的结论。这就混淆了城市和城墙（濠）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它是在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从居民聚落中逐渐分化出来的。而城墙和城濠纯属防御敌人侵袭的军事设施，它与城市这一概念是有区别的。苏州，这座古城自吴王阖闾建都以来，在二千五百余年的悠悠岁月中，城墙虽迭经沧桑变迁，但决不会影响这座城市的存在。秦灭六国后，曾拆除各国都城城墙，“徙天下富户十二万户居咸阳”。各国都城城墙虽被拆毁，但这些城市，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寿春等，仍然是当时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秦灭六国后，吴国都城有没有被拆除？《越绝书．吴地传》虽作了“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年），坏诸侯郡县城”的简略记载，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目前尚难定论。但从苏州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元代统治者平定江南后，曾下令拆毁平江府城墙，仅设五门，但城内的布局、设施、街道和河流，仍保留了原来的面貌，并未影响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建国后，由于考古工作者对苏州古城尚未作过全面、系统的调查和发掘，仅仅根据一些零星的资料，便贸然作出上述结论，未免为时过早，至少是不过慎重的表现。 至于吴都在古朱方城（今丹徒）之说，则更难成立。史籍早有记载，朱方为齐国亡臣庆封封邑。《史记．吴太伯世家》云：“王余祭三年（前545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史记》集解引《吴地记》注云：“朱方，秦改曰丹徒。”吴国统治者不可能建都城于庆封的封邑内。建国后，在丹徒谏壁至大江一带沿江低山丘陵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西周以来的具铭青铜器，其中包括著名的“宜侯夨簋”等。近年来，又先后发掘了青龙山磨子顶和背山顶大墓，发现了大批吴国的青铜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宜侯夨即为周章，磨子顶大墓墓主可能是吴王寿梦，背山顶大墓墓主当为吴王余昧。如果上述推断能够成立的话，也至多说明今镇江丹徒一带，有可能是吴国早期的统治中心，而吴国后期的中心，偌大的一座阖闾都城，怎么可能搬迁到镇江丹徒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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