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氏人物】吴幵其人 |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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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吴幵家族在全椒是一个阀阅世家，自矜门第，累世为官。除了自己是元丰间进士之外，其祖吴頔，尝为婺州永康尉；其伯吴蔚和父吴革都是神宗熙宁进士。吴幵的伯兄吴朋是元丰进士及第，授谏议大夫；仲兄吴并是元祐间进士，中书舍人；其弟吴兹是崇宁间进士，历官阁门舍人；其幼弟吴玨是崇宁间进士，宏词科，官翰林编修。综上所知，其祖孙三代取得非凡功名与其祖传家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在科举制度高度发达的宋代实属罕见。他们在自古文风昌盛的全椒历史进程中可谓显赫一时，足以与后来的明清两朝吴敬梓家族“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辉煌家声相媲美。 明泰昌版《全椒县志》曰：“革子五人，继取科第，皆以文学显。”目前，我们只能看到的是吴幵有所著《优古堂诗话》和《漫堂随笔》传世，尤其《优古堂诗话》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历代诗话种类庞杂，不乏名著者甚蕃，如梁代钟嵘《诗品》；唐代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姜夔《白石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及尤袤（或廖莹中）《全唐诗话》；元代蒋正子《山房随笔》；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徐祯卿《谈艺录》等。这些诗学专论像朵朵鲜花一样在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大花园中竞相绽放，耀眼夺目。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吴幵《优古堂诗话》，以议论精当，文笔有致，能发明新义为见长，“皆论诗家用字炼句，相承变化之由。夫夺胎换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尽无所本。实则无心闇合，亦多有之”，引文准确而独树一帜，被历代文人赞评传阅。现抄《优古堂诗话》书末的清代著名文人徐骏的一段题跋如下：“录此书已经三百年矣，钞本之难得者。康熙丁酉立夏日，清景山楼披阅一过。先君所藏书，恨牵於物谷，不能尽读之。徐骏。”又“辨摘苏东坡诗误处二三则，切当可喜。其馀杂见他书，且多疏脱也。骏识。”可见其弥足珍贵。徐骏何人？近人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说徐骏“以翰林累文字狱，处斩。”“ 逮雍正初，文字狱兴，骏作诗，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句，有人告发，谓骏思念明代，无意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交刑部按实治其罪。”饱览“传是楼”藏书的徐骏死于文化氛围极端晦暗的清雍正王朝，他的父亲徐健庵就是明末清初三大豪儒之一顾炎武之外孙。 吴幵事略见录于《南宋书卷十二、》、《宋史翼卷四十》。其字正仲，滁州全椒人（原书误记“汀州清流人”）。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中弘词科。他还是宋高宗南渡时期学识渊博的一代大家曾慥的岳父。另吴幵之生年可考道光《来安县志》卷一三载有吴幵《宋桂州永福县丞赵君墓志铭》其中云“同郡赵晦叔长予十岁……晦叔以疾不起，时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五十八。”政和五年为公元1115年。据此推算赵晦叔名察当生于公元1057年即仁宗嘉佑二年。吴幵比赵晦叔小十岁则其生年当在公元1067年即英宗治平四年。有史学家称吴幵之卒当在绍兴十四年（1144）后。然而，笔者发现像吴幵这样给后人留下宝贵文化遗产的大家，在地方志书如《全椒县志》中居然没有传略，这确实让人不可思议。翻开现存的明泰昌版、清康熙版、以及民国九年版《全椒县志》，我们只能零星地看到一些只言片语以及不详之记录——“元丰间进士，历官礼部尚书，著有《优古堂全集》。”（见民国版县志文苑下吴玨小传） 此时，我们面对仅显现于其弟吴玨小传里的披着神秘面纱的吴幵感慨万千，继而不得不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吴幵在宋代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没有能够像其祖其伯其父其兄其弟一样，堂而皇之地进入方志中的名贤行列？我们全椒历来编纂志书者为什么对他总是讳莫如深和闪烁其词？此文着重照录文献资料，将要从四个方面拨开眼花缭乱的历史迷障，让深藏在多样“脸谱”背后的吴幵，真实地走出人们的不解和疑惑。 脸谱一：严谨治学之博者 诗话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论诗的文体，主要评论诗歌、诗人、诗派及记录诗人故实的著作。清章学诚指出：“诗话之源，本於钟嵘《诗品》。”现代美学家朱光潜说：“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 宋代早期的诗话以记事为主，不过不同于一般的记事笔记，它所记的都是有关诗人和诗作的琐事轶闻。后来，诗话的范围不断扩大，除记事外，逐渐增加了考订辨证、谈论句法一类的内容。宋朝许顗《彦周诗话》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就是对当时诗话内容的概括。诗话的再进一步发展，是越来越多地谈论有关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问题，加强了它的理论批评性质。 吴幵的《优古堂诗话》以“可知辗转相因，亦复搜求不尽。然互相参考，可以观古今人运意之异同，与遣词之巧拙。使读者因端生悟，触类引申，要亦不为无益也。”而独领风骚，具有很高的考证和理论价值，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优古堂诗话》今存版本有两个系统：其一为明仁宗洪熙元年三月六日林子中手录本藏国家图书馆。后来的读画斋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等皆由此本而来；其二为四库全书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知其底本乃两江总督采进本。台湾《中文大辞典》、日本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均谓“优古堂宋吴幵之室名。”“其书凡一百五十四条，多论北宋人诗，亦间及唐人。”其中所论“惟卷末‘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条，‘裹饭非子来’一条，王僧‘绰蜡凤’一条，‘荷囊’一条，‘阳燧’一条，‘阳关图’一条，‘珠还合浦’一条，‘黄金台’一条，‘以玉儿为玉奴’一条，‘东坡用事切’一条，‘妓人出家诗’一条，‘蒸壶似蒸鸭’一条，‘望夫石’一条，‘落梅花折杨柳’一条，兼涉考证。” 例如“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一条： 晏叔原长短句云：“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盖用乐府《水调歌》云：“户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然叔原之词甚工。 此条虽然道出了晏几道的《浣溪沙》中“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化用了乐府《水调歌》云：“户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但是同时也给予了叔原的用词的更高评价——“甚工”，这样的品论非常中肯。 又“桃花乱落如红雨”一条： 李长吉有“桃花乱落如红雨”之句，以此名世。予观刘禹锡诗云：“花枝满空迷处所，摇落繁英坠红雨。”刘李同出一时，决非相为剽窃。 此条中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刘禹锡诗“摇落繁英堕红雨”句，吴幵既知二人同时，必不相袭。表明了吴幵做学问的严谨的态度，绝不臆测。 吴幵的诗话中还保留和记录了那个时代关于诗歌创作的大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史料，其中也不乏理论批评方面的精辟见解，这说明了他是一个博闻强记，治学严谨的学者型文人，在当时应该是一位受人仰慕的文化名宿。时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五日，来安县赵晦叔“以疾不起，其子汝翼，以状来乞铭”，于是力撰《宋桂州永福县丞赵君墓志铭》。据查赵晦叔“绍圣初，天子修学政，四方士辐辏，雋异蜂出。晦叔慨然来上庠，众未有知者。一日群试二千人，晦叔为第一，祭酒、博士交口誉叹，名声籍甚。知晦叔者皆曰困而亨，晦叔且光显于世矣。已而复连蹇，又十缺年，乃以特奏名释褐。又四年，调桂州永福县丞。”可知赵晦叔也是一位叱咤科场的大腕人物。 除此之外，吴幵还著有《漫堂随笔》一书。 脸谱二：投机乱世之奸臣 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对北宋末年“靖康之变”感到痛心和羞耻。金人领袖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国。宋徽宗认为有机可乘，便派使者向金提出联金灭辽事宜。宋攻燕京，无功而返。金攻陷临潢府，辽亡。宋付上巨额赎款给金，以换取燕京等地。金借口北宋收容金叛将与辽遗臣，分兵南下，趋汴梁。钦宗即位，与金人和议，金人解兵北归。次年，即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南下，攻陷汴梁（今开封），掳走两宗北去，北宋灭亡。 然“ 北宋之亡，非金人亡之，自亡之也。徽、钦之失无论已，试观金人陷汴，在靖康元年十一月，而掳劫二主，自汴启行，则在靖康二年之四月。此四五月间，盘桓大梁，不愿遽发，窥其来意，非必欲掳劫二帝，不过欲索金割地，饱载而归耳。不然，宋都已破，宋帝已掳，何必再立张邦昌乎？乃吴幵、莫俦、范琼为虎作伥。”（《宋史演义》第六十二回节选） 乱世之中，国家存亡之际，鱼龙混杂。全椒籍的吴幵和另外一个大臣莫俦，“共荐秦桧，拜殿中侍御史，迁左司谏，闰十一月，汴京失守，二帝幸金营。二年二月，莫俦、吴幵自金营来，传金帅命推立异姓。（与）留守王时雍等召百官军民共议立张邦昌。”（《宋史奸臣三》卷四百七十三列传第二百三十二）。 靖康中，吴幵官翰林承旨。与耿南仲力主割地之议，卒误国事。又为金人往来传道意旨，立张邦昌而事之。难怪后人称“其人本不足道，而所作诗话乃颇有可采。” 《玉照新志卷六》载：“秦桧初擢第，……幵力荐其才学，除郎。靖康中，张邦昌使金，辟置为属以行。邦昌使还，拜相，……幵以滔天之罪，流于南州，既放逐，便卜居于赣。以其婿曾慥作郡守，王安道为江淮守帅，以禩为观察使，邦昌家属悉得还浙中，皆酬私恩也。”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四靖康二年三月六日丙申条》引赵甡之遗史曰：“……赴金人军前，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与范琼辈方谋立异姓，欲为佐命勋臣。”又“十二日，拘孙傅、张叔夜入青城寨，遣吴幵、莫俦传谕宋官立张邦昌为楚帝。”（见《武功记》） 笔者查阅许多资料之后，终于厘清了吴幵的人生轨迹：徽宗政和三年（1113），为宗正少卿，以言者论放罢。宣和七年（1125），以给事中兼资善堂赞读。钦宗靖康元年（1126），为翰林学士承旨使金被留，金人议立张邦昌，令其往返传导指意，京师人谓之捷疾鬼。二年，张邦昌立楚，以之权尚书左丞相。高宗建炎元年（1127）六月，夺龙图阁学士，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七月，移韶州。绍兴二年（1132），送南雄州。十四年，赦还，寓居赣上，建炎后窜谪以死。 需要补充的是他的女婿曾慥是两宋之际道教学者、诗人。他曾受到了其岳父的牵连和影响，官运不畅。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多条记载曾慥的史料。宋室南渡后，曾慥于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仍为仓部员外郎；“绍兴元年（1131年）……曾慥指斥国家语言不顺。宗尹以慥系吴幵之婿，面欺陛下，除慥江西转运判官。”另据民国《福建通志·卷124·列传·曾慥传》云：“曾慥字端伯，晋江人，公亮五世孙。靖康初（1126年），历仓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登城不下，知慥娶吴幵女，令充事务官，限三日立张邦昌。慥挟势督促，都人震恐累日。绍兴九年，秦桧当国，起为户部员外郎。十一年，擢大府正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京湖军马钱粮，置司鄂州，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并听节制，盖使之与闻军事，不独职馈饷也。总领官正名自此始。寻以疾请祠，除秘阁修撰，提举洪州玉隆观。幵以赦还居赣上，桧怜幵无依，除慥知虔州以安之。幵卒，移知荆南。既而进右文殿修撰，知庐州。” 由此看来，吴幵在关乎民族的大义上确实没有站稳立场，竟然当起了卖主求荣的走卒，子孙断绝，晚年无依无靠，凄惨终年。毫无疑问，他终究会被牢牢地钉在了汉民族的耻辱柱上，背上了万世不劫的汉奸骂名。 脸谱三：悬壶济世之名医 全椒县地处安徽省江淮丘陵东部，介于江淮分水岭和滁河之间。“三山五丘二分圩”是对属于江淮分水岭地区的全椒地形地貌的真实写照。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支流水系滁河、襄河环绕县东南部，历来是疟疾病发生的重点灾区。据资料显示，1951年，全县就有21434人患上了疟疾，其中401人死于这种疾病；20世纪70年代，疟疾年发病人数暴增，以间日疟和恶性疟流行为主，境内传疟蚊种主要为中华按蚊和嗜人按蚊，特别是江淮之间和沿江江南地区间日疟呈散发状态。 疟疾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传染性寄生虫病，历史上疟疾曾在这一地区流行严重。 宋朝政和丁酉（1117）年，全椒境内，罕见的疟疾病大面积地流行，瘟神肆意地蹂躏着黎民百姓，饿殍满野，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 何时希教授是江南何氏自南宋至今第二十八代的世医，他的《中国历代医家传录》记载：“吴升，官内翰，政和丁酉居全椒，岁疟大作，施药猪胆膏一名二姜散，所救愈者百计。”又云：“吴内翰有《备急方》、《百一方》、《普济方》所引甚多。”但将作者作“吴升”有误，据《是斋百一选方》卷八：“吴幵内翰宣和壬寅得此方”；卷十：“吴内翰幵《备急方》云”；卷十一：“吴内翰幵政和丁酉居全椒”，可以知道该书作者为吴幵，而不是吴升。 经查《吴内翰备急方》见宋代王谬《是斋百一选方》及魏现《魏氏家藏方》、刘信甫《活人事证方后集》等引用，也见于明代朱氏《普济方》、《本草纲目》等，以《是斋百一选方》所引为最详，他书引用均不出其范围。考古今诸家书目均未著录此书。 吴幵，《宋史》无传，但却是宋代一位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历来争议颇多。他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凭借着自己掌握的中医知识，毅然出手，开出了家传治疗疟疾的秘方——猪胆膏一名二姜散，挽救遭受苦难的老百姓于死神之手。从这一点看，吴幵悬壶济世的品质还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脸谱四：收藏物什之大家 “右阎立本画《列帝图》，凡十三人，嘉祐（1056-1063年）名胜杨之美褒藏之，后入吴幵内翰家。吴氏子孙今寓赣，贫质诸市，过期不能赎。予兄子中为守，用钱二十万，鬻以相示。初展视，而断烂不可触，亟以四万钱付工李谨葺治，乃可观。十三人中，惟陈宣帝侍臣两人，从者并执扇各两人，挈舆者四人，笔势尤奇，绢亦特敝，是阎真迹无疑。余似经摹传，故稍完好。” 这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周必大的考证题识。周必大，字子充，吉州庐陵人，是一位智识高远、学术精微的大学问家。他一生曾不遗余力地致力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以此可以断言，吴幵也是一位热衷于收藏名家图画的爱好者。 另外，吴幵还有跋《苏氏一门诗翰帖》文一则存世。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绍圣元年六月，东坡南迁在金陵晤杜孟坚及其子杜唐弼事，本于《大观录·卷五》中《苏氏一门诗翰帖》中吴幵跋： “杜唐弼出眉山苏公父子与其先书十一帖以示予。君懿于唐弼，曾大父也。明允友君懿而兄事之。道源以父任簿其官，有子孟坚，践世科道源，优游侍旁。时过予舍。孟坚官于黄，子瞻适谪居，道源过之游，相好也。孟坚金陵丁外艰，子瞻赴英州，阻风石头，唐弼方少，往见，从容累日，所为求哀挽者。子瞻交接杜氏四世，观其书可以识其年。晚与孟坚《江上帖》，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盖似其暮岁之文。然不数月而病且死矣。唐弼材而贤，能世其家者。建炎己酉闰月庚辰魏郡吴幵识。” 吴幵此跋中所记苏、杜交往非常详实。东坡生于1037年，道源卒于1094年，所以吴幵当与孟坚同辈或略少。“孟坚官于黄，子瞻适谪居”，当指孟坚任黄州法曹事。“孟坚金陵丁外艰”之事或可能从唐弼口中听到。而“明允友君懿而兄事之”、“道源以父任簿其官”这样的小事，甚至是唐弼也可能不完全知道或記住，基本上也是不应当为吴幵所知或所记。这样，他的信息来源，就多是在唐弼所示的《十一帖》中。也就是說，吴幵的跋中所提到的事情，都是本于这十一帖的內容。 而《大观录·卷五》中《苏氏一门诗翰帖》计有包括了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的《作书帖》（《尊丈帖》），《京酒帖》、《宝月帖》、《啜茶帖》和《令子帖》之外，另有苏洵致杜君懿《临顾帖》（真迹已失，亦刻于《晚香堂苏帖》），苏辙致王定国的《雪甚帖》、《惠教帖》、《晴寒帖》、《文字帖》，苏迈《台眷帖》，苏过《试后四诗帖》，除苏轼五帖及苏洵一帖，显非杜唐弼示吴幵的《十一帖》中所有了。而吴幵所指出的《江上帖》，现仍藏于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将吴幵的跋与上面所引的与杜氏阁帖比较，的确可以清晰的看到，帖中所指之事，除孟坚丁外艰一事外，在这些信札中都有实指。 与此同时，吴幵还收藏了异常名贵的“廷珪墨。”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下：“吴幵正仲，家蓄唐以来墨，诸李所製皆有之，云无出廷珪之右者，其坚利可以削木。渠书《华严经》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宴墨，遂至二寸，则胶法可知矣。”文中提到的南唐墨官李廷珪（本姓奚，后赐姓李）所制作的墨，坚如玉，纹如犀，自宋以来推为第一，世称“廷珪墨”，亦省称“ 廷珪 。” 现为了更能清楚地说明“廷珪墨”的珍贵，兹录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事物四·廷珪墨》中“廷珪墨”一条如下：“李廷珪之墨，形制不一，有圆饼龙蟠而剑脊者，有四浑厚长剑脊而两头尖者，又有如弹丸而龙蟠者，皆用金泥，但传久模糊或貰而无者矣。原墨一料用珍珠三两、玉屑一两，捣万杵而成，故久而刚坚不坏。” 以上文献资料表明，吴幵在岌岌可危的宋王朝收藏领域不愧为一个十分内行的专家，他将当时的国画大师阎立本的画《列帝图》、文学和书法大师的《苏氏一门诗翰帖》以及人间罕有的“廷珪墨”等揽入怀中，真是一个气魄不凡、底气盈足的收藏名流。 千年已逝去。我们游弋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看到宋代的吴幵留给后世一卷《优古堂诗话》，让历代文学爱好者不忍释手；也看到了他在那个风云变幻的乱世里，猥琐地充当亡国的奸臣；还看到了他能够体恤百姓疾苦的仁者胸怀以及兴趣广泛的文艺情操。总之，我们在他的真实而略带灰色的“脸谱”上读懂了其多样的人生表情。 我们全椒人面对这样既有荣光又有污点的“历史中的家乡人”，心情肯定是复杂难言的。我想骄傲、羞耻、惋惜将会永远地并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