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的理论家杨松

---纪念杨松(吴绍镒)烈士诞辰110周年

吴淑金 吴隆繁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马列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革命活动家杨松，原名吴绍镒，在东北工作期间化名吴平，瓦西里耶夫、尼基福尔、瓦西里耶维奇是他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时的俄文名字。

杨松是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先行者、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30年代初中期，他曾先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驻东北巡视员，中共吉东特委书记兼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政委、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问题顾问等职。1938年至1940年在延安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并执教于马列学院。1941年春，创办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任总编辑。1942年11月23日，因病在延安逝世，时年35岁，毛泽东亲笔挽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

一、他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由一个激进的民主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杨松1907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四姑墩大吴家一户耕读世家。父亲吴德秀为人正直，1913年——1926年在武昌湖北督军公署任职时与董必武有深交。

杨松11岁时随堂兄离开家乡到武汉,在父亲的关爱下，先后在武昌高师附小、武汉中学、武昌高师附中读书。1921年杨松考入了武汉中学，这所中学是董必武、陈潭秋创建的，师生的思想都非常活跃。杨松在这里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阔了视野。在董必武、陈潭秋的领导下，杨松16岁就参加了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经常参加组织发起的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反对军警破坏工人罢工斗争的革命活动。积极参加了“二七”大罢工和“五卅”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杨松被推选为湖北省学生代表，和林彪等人一起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1926年夏季，杨松按照董必武的安排，与王鉴、吴良臣等进步青年回到家乡,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杨松当选为黄安县北乡(今大悟县河口、四姑一带)农民协会主席，引领农协会员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作斗争。1926年8月，杨松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共青团武昌区委书记。

同年九、十月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攻武昌，为了配合北伐军攻城，杨松同陈谭秋一起在武昌开展活动，策动敌军倒戈，布置群众迎接北伐军进城。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杨松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工作，以《血光通讯社》编辑和记者身份，采访北伐军将士和农民运动领袖，为董必武创办的《国民日报》写了大量的通讯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罪恶，揭批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报导叶挺独立团挺进武昌、汉口工人驱逐帝国主义分子，上海工人起义占领上海，全国农民运动猛烈开展的消息，鼓舞、推动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运动。

1927年春，经共青团中央介绍，杨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起名为尼古拉·瓦西里耶夫，他学习刻苦，不仅精通俄语、英语，还懂法语，一直致力于马列主义研究。两年后毕业，进入研究院深造，并担任俄文翻译和政治经济班教员，阅读和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1928年在中山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该校翻译班党小组组长。1931年1月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杨松从一个激进的民主青年，成长为一位有信仰、有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

杨松青年照

二、参与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工作，帮助各地整顿组织和整编抗日队伍，纠正“左”倾错误。

1931年，杨松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苏联海参崴，任太平洋国际职工会秘书处中国部主任，负责满洲问题研究，同时兼任《太平洋工人》杂志编辑和马列主义教学工作。当时海参崴是码头工人的聚集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交通站，杨松就以《太平洋工人》杂志为阵地，宣传马列主义、报道国内红军反“围剿”的英勇事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好河山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为了挽救危局，杨松受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指派，参与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工作，负责处理满洲问题，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人之一。1933年春，他与满洲省委一同组建吉东局，当时东北已全境沦陷，秘密交通面临瘫痪，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走向松散、无序和低迷状态。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央沟通艰难并逐渐失去联系，在万分危急的形势下，杨松肩负使命和重任，化名吴平，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兼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线，往返于日伪严密统治的吉东地区，化装成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有时化装成乡村生），先后巡视了汪清、密山、勃利、穆棱、宁安、饶河等县的抗日工作。他以中共中央1933年的《一·二六指示信》和《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为指导，召开会议，找干部谈话，写指示信，帮助各地整顿党的组织、整顿抗日队伍，为摆脱东北初期抗战无序混乱局面，探索并参与制定党领导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了掌握建立统一线的第一手情况，他首先注重调查研究，不避艰险，跋山涉水，亲自深入到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中去做调查研究，与反日山林队首领进行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做联合抗日的工作。先后会见了活动在吉东地区的反日山林队《小白龙》、《打东洋》、《西边好》等队的领导人，肯定了他们抗日的义举，讲解了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他们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联合作战，抗日到底。同时，杨松还经常深入到我党领导的各抗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抗日联合军建军思想和部队建制。极力纠正原吉东地区乃至整个东北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和军队内部的某些不良倾向。

1934年春，由于日寇的“讨伐”，中共吉东局遭到严重破坏。为恢复党组织，开展抗日工作，同年7月，杨松再次经海参崴回到东北，住在穆陵县下城子区河西屯抗日老人姜结存家，开始筹建中共吉东特委。10月初在姜家召开了有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吉东党团第一次工作会议，成立了中共吉东临时特委，杨松任特委书记。会后，杨松继续深入到各县检查工作。在密山县，他发现县委主要负责人不仅不团结，而且还存在着凭个人主观意志办事、对日伪策反工作要求过急、忽视保密工作等一系列错误。特别是不注意保密工作，一般群众都知道县委机关驻地及县委负责人姓名，一旦有人叛变，县委就会遭到破坏。根据这一情况，杨松在该县哈达河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采取果断措施改组县委，加强对抗日武装的领导，将密山游击队与人民革命军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由李延禄任军长，杨松兼任政治委员，会议确定了“联合一切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山林队，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同盟军专打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中国兵不打中国兵”。就在此次会议之后不久，日寇进行了一次大搜捕，由于防备措施及时，密山县委才未遭破坏。11月中旬，杨松在穆棱县河西屯主持召开中共穆棱县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代表团指示，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纠正工委工作中软弱的问题。决定将工委改组为县委，任命李健侠为书记，并建立了工会和抗日救国会。即派得力的同志到反日山林队中去进行工作，把抗日救国会变成群众组织，会议发动一切力量，支援四军二团在穆棱县开展的游击活动，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

为了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贯彻执行一·二六指示精神。1934年12月20日，杨松又主持召开了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分析了东北抗日形势，明确了我党的抗日方针，他指出“抗日斗争是艰苦的，日寇的冬季大“讨伐”即将开始，必须坚决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做到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共同抗日救国。”会议经过协商，组建了联合指挥部，发表了抗日联合宣言，并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由周保中任军长。会后，他配合军长周保中认真整顿部队，清除内患，使部队团结一致。由于应对及时，方针明确，各抗日武装在杨松、李延禄、周保中等抗日将领的领导下，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击败了敌人长达四个月的大“讨伐”。

1935年2月，吉东地区党团第二次联席会议在牡丹江召开，杨松奉命正式成立吉东特委，并任特委书记，李范五任组织部长，孟俊卿任宣传部长，赵采青任工运部长，各县委书记为委员。吉东特委成立后，杨松组织积极开展各项抗日工作，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下，恢复、重建国际交通线和情报站也是杨松主要的工作之一。经过特委和各县党团组织的努力，先后恢复和建立了牡丹江德发客栈、新立屯豆腐坊、穆棱县磨刀石车站、林口县石印局、密山县平阳镇东窑地五个地下交通站，以及密山县半截河裕成当铺和绥芬河国际交通站。通过建立的交通站和联络站，使牡丹江成为中共中央、满洲省委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的重要枢纽，安全掩护了众多往来于中苏两国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工人领袖、进步青年，传递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革命宣传品和党的重要文献、信函和情报。如1933年中共的“一·二六指示信”以及1935年的“六三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等都是通过原吉东局和吉东特委领导下的地下交通站送到满洲省委和各军、各县党团组织的。还有1935年蒋经国在苏联给他母亲毛氏的信，其中有奉劝蒋介石放弃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内容，此信也是由共产国际通过吉东特委转送到陕北的。由此，构建了看不见的交通网和情报网，打通了进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红色通道，对东北乃至全中国的革命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东北的抗日斗争中，也曾发生过一次所谓肃反、肃奸的反“民生团”事件，杀掉了东满地区近2000名朝鲜族党团员与游击队指战员。在东满地区抗日的金日成（时任吉林安图县抗日游击队队长）在回忆录中说，“反‘民生团’的骚动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与创伤实在太大，太严重了。”1934年末，杨松在周保中抗日密营处听说了反“民生团”斗争的始末，意识到这是件“很荒唐的事”，是“左”倾错误，他随即给满洲省委写信，指出“东满党组织将该地区十分之六七的党团员视为“民生团”是荒唐的，是过分的估计。”假如游击区内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这些游击区老早就会被日本鬼子消灭了。因杨松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有指导全东北党的抗日工作使命，故他的信马上引起满洲省委的重视，即选派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作为省委特派员到东满负责调查处理“民生团”事件。1935年3月，魏拯民经过调查和艰难的工作，得出了同杨松一样的结论。于是在汪清县召开了东满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做出了新的决议，纠正了反“民生团”的“左”倾错误，才使长达两年的东满党内、军内自相残杀的一场惨剧得以终结。由于杨松对巩固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群众的战斗团结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金日成对他给予高度评价。

　三、宣传井冈山革命经验，推动东北抗日民武装统一战线发展，提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杨松在指导东北抗日工作的同时，尤其注重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东北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注重从东北实际出发，借鉴和运用关内革命经验。1934年10月10日杨松在致饶河中心县委的信中，就指示东北抗日游击队要在政治工作中“利用南方朱毛的经验”。特别是在1935年4月8日致第五军党委的信中，杨松明确指出“关于召集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政府问题。据云，有同志意见，以后在夺取城市后才能建立。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在1928年—30年时代，江西朱、毛占领井冈山，徐向前占余家寨时，何曾是城市呢？当时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说在山沟内不能建立政权，只有夺取城市后才行。这一观点曾受到中央的严格批评。虽然，目前东三省的形势与南方苏维埃运动是不同的，但是这一建立政权问题之经验是能适用目前东三省的。目前号召抗日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政府，这将打破人民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心理，而对于整个东三省游击运动，在国内国际上之意义。用不着说了”。在这里，杨松已经在井冈山、鄂豫皖经验与东北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指导东北斗争自觉遵循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了。同时他还以很大精力宣传毛泽东和长征。金日成回忆说：“在周保中的抗日密营中，我看了吴平带来的由宋庆龄、章乃器、何香凝等著名人士署名发表的叫做《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文件，这个文件原题就是《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我和吴平相处的时候，同他广泛地讨论了许多问题。通过同吴平的谈话，我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冲破蒋介石的包围，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国革命因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而退却，现已转向部分进攻，正在扩大成果，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中国共产主义者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在中国大陆蓬勃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也为包括东满在内的满洲地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4年至1935年，党中央领导的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东北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领导，但代表团远在莫斯科与东北党组织的联系时断时续，对东北抗日的整体形势并不完全了解和掌握。杨松在深入东北抗战前线领导抗日斗争两年多的时间，是当时党内对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最为了解和掌握较多的人之一。他深知活跃在东北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过于分散，并各自为战，急待缺乏统一指挥，名称也不统一，给抗日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杨松总结东北抗日斗争的经验，最早提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因此他在1935年5月11日致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就正式提出“我们主张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主张以现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为骨干，联合其他义勇军、抗日山林队等共同组成，主张取消原有的各种抗日组织名称而统一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他建议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亲自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编制系统暂行条例草案》。

1935年七八月间，杨松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其间，参加了《八一宣言》的研究和起草，他还向中共代表团汇报党在东北的抗日工作，提出组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议。并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此后杨松调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5年10月2日，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名，杨松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同日，他又被中共代表团任命为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具体负责指导东北的抗日斗争。

杨松抗联官兵合影

1935年10月初，杨松到海参崴参加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七军和哈东特委、下江特委、东满特委、南满特委的工作。10月11日，在海参崴主持召开抗日联军第一军至第七军领导干部会议，研究贯彻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会后，杨松分别为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抗日救国总会起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向关内军政领袖呼吁一致抗日通电》、《为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代表东北三千五百万同胞向国民党将领呼吁：“应该以中民族利益为重，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一致去武装抗日，一致去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统一，一致去保护中华祖国领土完整。”11月26日，杨松在为吉东特委起草至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中，再次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要性，明确提出；“在目前的东北反日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段，还要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地主。”这一思想，对于扩大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扩大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36年2月10日，杨松参加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2月20日，他又起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在杨松的直接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正式组建，促进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

在环境恶劣、抗日斗争复杂的情况，杨松抱着对党的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还分别向满洲省委、东满特委以及各地党团县委和各军党委发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其中，以华西里的化名写了《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满洲工人阶级的情形与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两篇长文，还起草了《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组织条例》、《满洲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纲领》、《关于1936年的军事行动计划给第四军、第五军的信》、《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杨松参与以上文献和文件的起草时，从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摆放在组织之上和其他抗联将领的前面，而是把权力和思想转变为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在《八一宣言》和杨松等人的推动下，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下，从1936年2月开始，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计十一个军。以后又相继整编为以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即张寿篯）为总指挥的三个路军，开辟了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分别合力展开对敌作战，将东北抗日战争不断引向深入和规模化。与强势的日军进行周旋，粉碎一次又一次日军大规模的“讨伐”，牵制了数十万日本关东军主力迟迟不能“北进”和南下，有效地支援了全国乃至亚洲、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同时，鉴于东北地域辽阔、斗争环境复杂，为加强党对东北广大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杨松还积极参与筹建东满、南满、吉东、松江（以后实际为北满）四大省委和人事调配工作。

杨松在东北和莫斯科工作期间，他还非常注重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宣传，先后在吴玉章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与现状》《东北抗日战争的经验与教训》《民族出路问题论坛》和《全国对日抗战与东北民族革命运动》《论东北人民反日统一战线》等文章，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和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形势，歌颂东北优秀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在莫斯科学习的抗联干部，杨松都给予了亲切的关怀，他在中共代表团兼任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教师，和陈云一起为提高抗联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东北抗战最艰难的年代，有一些幸免于难的抗日指战员越境进入苏联时，杨松总是千方百计地将战友接到莫斯科学习，并同王明、康生迫害抗联干部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护培育了李延禄、李范五、韩光、陈龙，李荆璞、张哈、杨坤、于化南、朱德海、储志远、魏绍武等一大批抗联同志，为东北的抗日斗争培养了一支后备力量。

对杨松为东北抗日斗争建树的巨大功勋，各抗联将领都曾予以高度评价。原抗联第五军长周保中指出：“杨松到满洲后，在全满贯彻了“一·二六”指示信，“左”倾路线得到了纠正，他对满洲中共党的工作有很大的功劳，推动了满洲游击运动和统战工作的发展，他是毛泽东思想在满洲的代表者。”原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说：“东北抗日联军得以发展、统一，杨松同志有很大的功劳，他是抗日联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是湖北的人才，我们全国沾他的光。”原吉东特委书记、林业部副部长、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说：“杨松，人如其名。他那高风亮节的品质，正像是北方拔地而起的白杨，不惧严寒酷暑，扎根在北方的坚实土地上，任凭风吹雨打不动摇，他那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有如挺立在悬崖峭壁上的劲松，斗霸傲雪，益以葱郁苍翠。杨松同志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一生。他的英雄业绩永远为人民所赞颂。他的崇高理想和情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四、撰写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至今仍为史学家们所重视

1938年2月，杨松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兼任秘书长和宣传科科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关注着东北的抗日斗争。四五月间，他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两篇论文，为中共中央制订抗日战争时期新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年10月，他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会议秘书，参与文件的起草。在会上，杨松报告了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高度赞扬了东北优秀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全党对东北抗日将士英勇的抗日斗争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因此，会议决定由杨松起草，于11月5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司令转东北抗联全体官兵》的致敬电。这一致敬电，给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和东北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指明了抗日斗争的方向，极大地增强了东北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六届六中全会合影

杨松在延安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同时，还执教于中央马列学院。他在处理日常公务及讲课之外，还致力于写作。短期内，他写了大量的政治理论著作：著有《论民族》专著，7万多字，在《解放》周刊上连载；写了《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点滴》，共7章，9万多字；组织编写《今日苏联》一书，介绍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在马列学院，他同邓力群一起合编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各个重大事件进行评价，直到现在还为史学家们所肯定。此书曾于1947年、1949年、1954年连续再版。与吴亮平一起合编了《社会科学概论》，帮助从事抗战的青年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近20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直到东北解放后，此书还被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规定为初中和高中政治课本参考书。为《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妇女》等刊物写了大量的时论和专论文章，仅见于《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的就有25篇，这些都是中国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五、为办好党中央的《解放日报》，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

1941年初，中共中央调杨松协助博古创办《解放日报》，并出任总编辑。办报初期，人少事繁，百端待举，他负责处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对每天的报纸逐字逐句检查，还亲自写社论。报纸发行一个多月，他接连写出了29篇社论，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

 1938年到1941年期间，杨松曾先后12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扩大会议。在听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后，他更加注重总结经验，不断明确办报的方向。他深刻地意识到，报纸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改革。他对张仲实说：“我们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我今后要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他号召报社的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不仅要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更要熟悉中国革命的现状。1941年9月14日，在杨松主持下，《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和各地区、各条战线的调查报告。毛泽东还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编者按，给杨松改革新闻工作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杨松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顶多休息三四个小时。他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从黄昏亮到深夜。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吴文涛后来曾对我们说：“我们编辑部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新华社取稿，此时总是见杨松仍在工作，点着油灯写文章、审稿。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与报社的同志一起克服各种困难，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使《解放日报》成为当时中共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武器。”

1942年春，由于劳累过度，原在东北工作时患下的肺病复发，连续吐血，但他用手绢捂住口，仍坚持工作。后经张闻天、博古等一再督促劝告无效以后，组织上只好强迫他住院治疗。可是，就是在这种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他仍靠着枕头写文章。医生不让他写，他就动员护士保密。他一再说：“革命工作比我的病更重要啊。”直到生命垂危时，他还对博古说：“病好以后，我还要为党再奋斗30年。” 

杨松延安病中工作照

毛泽东十分关心杨松的病情，曾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并拿出自己的稿费给杨松买营养品，嘱咐中央管理局买鸡炖汤给他补身子。在延安4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对杨松深为了解。在杨家岭、王家坪，毛泽东多次出席中宣部和党报委员会的会议，与杨松一起研究工作，一起散步谈心。他每次会见苏联客人，总是请杨松当翻译。平时，杨松还带夫人到毛泽东家串门作客，两家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张闻天、朱德、贺龙、博古、叶剑英、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到医院探视，嘱咐医护人员千方百计为杨松治病。党中央的关心，使杨松充满了战胜病魔的信心。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受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杨松的病情不断恶化，最终于1942年11月23日与世长辞。当时在《解放日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说：“杨松是为革命工作活活累死的啊，他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党的新闻事业。”|

             作者简介: 吴淑金  湖北省省直机关工委原组织部长 

                           吴隆繁  湖北省吴氏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