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籍士人谱(4)
11.杨恒均:一个并不复杂的中国民主小贩
杨恒均 出生于1965年湖北省随州市,现澳大利亚国籍, 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澳大利亚新兰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
1987年至1997年,分别在中国外交部、海南省人民政府、香港中资公司工作。
1997年到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2000年后在华盛顿和悉尼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曾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
2002年 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已完成小说二百万字,包括惊险政治间谍小说致命系列三部曲;以及纪实文学《伴你走过人间路》。
2006年3月出任澳大利亚《悉尼时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现定居广州。也是这一年开始在网络上撰写散文和时评。
其博客于2014年12月31日被百度封杀。公众号也被微讯封杀。
代表作品 :《中国特色的犯罪》、《谍影重重》、《恐怖档案》、《家国天下》等。
家庭出身:地主,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医生。幼年和童年及少年时,由于家庭出身而受到过社会和同学的多次伤害,读他的散文《我的老师》、侦察破案小说《叛逃》和《中国特色的犯罪》及《恐怖档案》等中篇小说可见一斑。
杨恒均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国务院外交部工作。在那个单位里,杨先生接触了一些机密,也冷眼旁观了一个超级官僚机构的运作,其经历非常之丰富。
著有“致命”系列三部曲,包括《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共一百万字。系列三部曲不但填补了中国间谍小说这个文学题材的空白,而且这三本小说无论在构思还是材料使用上,都匠心独具,成为网络小说的一部代表作。
2010年12月,由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杨恒均博士在大陆的第一本博文集《家国天下》,被读者热购。和多文学创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杨恒均先生不但不是闭门造车,回避时事,而且主动积极地投入到关心国家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的行列中,经常写短文揭批时弊,有些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如《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把香港的制度引进到上海》。
2011年7月,南方出版社出版杨恒均博士第二本文集《黑眼睛看世界》。该书收集杨恒均博士从2008年到2011年之间所写的40多篇精彩时评、杂文。
有趣的是,舆论界对杨恒均的评说和消息五花八门众说纷纭,左右上下夹击,于上,封“公众号”、封百度博客;于下,“大特务”“卧底”“间谍”说,“投共”说,还有将出任“外宣部部长”说等。说他有“左边不接受,右边也不接受” 不一而足。
其实其出身普普通通,经历也并不复杂,这些经历不乏也很多跟他同龄的人。从学生时代起,一路三好学生,念名牌大学,进入体制内(安全部),脸上有红色烙印,后又以粪青角色进入美国,最后被西化,游历四方,回国游走,兜售“民主”。
要说其身份也不复杂。共产党员,曾经的安全局公职人员,又是民主化的坚定支持者。甚至,他在士人圈里是少见的与王林做个节目的人。
要说其立场也很简单。主张“理性”“ 温和”“宽容”,不走极端。特别是坚定的民主宪政理念,主张“民主现政”必须从民间启蒙做起,反对许褚式的冲锋陷阵,写博客、发微博,快餐式的启蒙,微言大义,孜孜不倦。恰恰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使他得到了上下左右不同阵营的欢呼,同时,也受到了上下左右不同方向的谩骂和质疑。
微博、博客对他来说是最便捷的民主叫卖市场,他说“我就是一个写博客的”, 他的博客点击率惊天动地,有数百万的粉丝,他做起微博来也近乎痴迷。
一位有传奇经历的亿万富翁出30万主笔费请他代写自传,他婉拒了。他认为花至少四个月写这样一本书,不得不停下他的博文写作,不值得。
他曾经只为了回答几位网友对台湾选举的疑问,亲自买机票飞到台湾,只不过是为了写两篇没人资助更无稿费的博文。
他为了一篇博客,飞往韩国,找韩国人聊天,询问他们对金大中的看法,为的是写一篇小小的不起眼的博文。
他的信念是坚定的,他的意志是坚毅的,他的思想是透明的,有人称他为“一位复杂的民主小贩” ,其实他是很阳光的。他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个人的权利与钱财拼搏没什么不对。但人和鸟等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鸟儿永远不会为了对付捕鸟人而结成同盟,人类知道为了共同的福祉与解放而奋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得有一些为了整体利益而‘铤而走险’的人。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这里用得着鄢烈山先生对他的赞誉:“他的思维深度广度和表达才华,少有其俦;经历过人,固然也是天赋异禀,然而他那么‘勤劳勇敢地写博文’,却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和主动的选择。一年四季在五大洲‘打飞的’,东奔西跑,晨昏颠倒间,一篇篇动辄上万的博文就贴出来了。我亲眼所见,登机时,人都要快进完了,他才停止敲键盘,收起笔记本电脑,最后一个登机;集体办理酒店登记,他在大堂里又掏出电脑来了。他不缺钱花,写作从不是为了稿费,那他是为了什么?”
12.胡发云:“易代之际的自由遗民”
胡发云 1949年生于武汉;其父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军医。喜文学,琴棋书画。
1968年武汉市第十四中学高中毕业,后知青“上山下乡”到湖北天门。
1970年招工回城,当过焊工、车间统计员、厂工会干事。
1978年因“擅议国是”被所在军工厂冠以“反革命”,内押一年三个月。
1984年进入武汉市文联文学创作所,当过知青,工人,企业干部。
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却放弃了领取毕业证和学位证书,后来也不参加高级职称评定。
1995年以来的发表多篇中篇小说,皆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重要选刊转载,收入各种选集。
1999年1月,中篇小说《老海失踪》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影响巨大,《中国作家》与《小说月报》在北京为此作品专门召开过研讨会。
2006年宣布退出中国、湖北、武汉三级作协;当年,长篇小说《如焉》贴到网上,经网络征服了第一批读者,后该文以电子文本的方式在读者中传递,继而被打印成册在京城传播。2006年初,文学丛刊《江南》全文刊登了这篇小说,一时间令这本期发行量仅2000余册的纯文学杂志销量增至11000册。而后《如焉》的单行本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初版即印刷5万册,成为即将过去的2006年文学图书出版中不可忽略的一抹亮色,被《中华读书报》等报刊着力推荐的书籍之一。
章诒和说,“很长时间都没有看过这么高贵的文字了,很长时间没有看过这么高贵的小说了。”《如焉》一问世,得到的便是石破天惊的评语。更表示:“六朝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当代亦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
2007年1月11日,《如焉》因揭露“谎言时代下的中国人生”被当局列为“八本禁书”之一。
2016年,长篇小说《迷冬》在台湾获亚洲周刊新锐品牌奖。这是继《如焉》后有一篇具有震撼效应的直接书写文革的写实小说。
关于胡发云,朱健国与胡发云的十万字访谈实录:《人必须在有效期“追肥”——<如焉>后面的胡发云》。朱曰,2007年10月24日,我从鹏城专赴江城,与胡发云“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促膝对话六小时,从“阳光灿烂的日子”谈到“万家灯火,物换星移”。
朱健国说,“语云‘言多必失’,真相难掩。长时间的自由漫谈,必然尽现胡发云的五脏六腑。这是一个可见文革变改革的五脏六腑!这是一个尽显‘易代之际的自由遗民’的五脏六腑!莫非‘城春草木深’,‘国破士子在’?! ”
以下是引用其部分对话,胡发云之性,可见一斑:
其一是“人必须在有效期施肥追肥”。
胡发云以自己的心灵史证明,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什么信息,就好比一株花在什么时候要施肥,什么时候浇水一样,过了这段时间追肥就没用了,它也不开花了。很多人奇怪为什么一些老大学生思想竟然极其保守,就因为他们进校时,或因在严密的组织下生活,无法得到真正的追肥;可因自律太甚而自由思考、自由阅读的空间被压缩到非常小,贻误了追肥期。这一“自主创新”的理论,可以解释,何以今日一些大政客,虽然出身名牌大学,也曾亲历了悲惨时代,其思维却至今仍然停留在XXX思想的桎梏之中,总是与现代先进国家的民主宪政貌合神离。
其二是“生存两网论”。
胡发云发现,今日绝大多数文化人是活在一个政治利益网上,每一个人首先要谋求自己的职称、官场的地位,在文联当个什么职务,在作协当个什么职务,或者在政府部门当个什么职务;然后要活在一个经济利益网中,希望“数钱数得手发麻”,“大名大到红灯区”。一个“现实名利网”,一个“经济实惠网”,便让一些著名作家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当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却是满口官话假话。以致“一流的头脑皆下流”,一步步走向种种犬儒,或乐于“指鹿为马”,或奋当“喜鹊宠物”,或争当“回声”与“掌声”,或自豪“焦大”与“二丑”,或智演“等待戈多”,或沦为“哑吧花瓶”,或心向往之“快乐的双规者”……
其三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是遗民”。这个话题上朱健国似乎扯得太远,但也许道出了胡的心迹:
胡发云的一些真知灼见,让人悟到,今日当局对待知识分子,颇有点像清代帝王对待明朝遗民——1989年之后的中国如同“五四”之后的中国,神州实际上又经历了一次“易代之变”,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为了民主改革理想时代的遗民,于是当局便像康熙当年设“博学鸿词科”笼络士子读书人一样,在诸多学历官阶功名之外又添设历代王朝没有的文化奖,什么“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还有什么“国务院专家津贴奖”,这些多如牛毛的奖项,实际上就是现代“博学鸿词科”,其用意和效果,皆同康熙当年设博学鸿词科招安明遗民一样。不同的是,没有当年康熙那样的宽阔胸怀,没有对在参试“博学鸿词”中故意违规落选或拒不接受招安的士子,或示恩庞,赐“内阁中书舍人”衔,以虚衔赐极荣;或示宽容,任其“一出还归隐,白云商洛东”,自由逍遥;而是千方百计断其粮道,封杀其发表权、知情权,逼独立作家、学者在生计艰难中投降或自生自灭。
相比之下,今日中国秀才不但不能仰望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就连明清之人的风骨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有多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动人故事——朱用纯宁愿在家撰写“朱子家训”,也决不接受“博学鸿词”桂冠;屈大均虽老病潦倒,仍不要“博学鸿词”厚禄;何求削发为僧坚辞“博学鸿词”,胡渭即使在相国亲自出马也拒收“博学鸿词”圣旨,一心专穷经义;至于顾炎武、黄宗羲,连皇帝亲临家门也逃避不见.。
自然,此种群起拒辞“博学鸿词”名利的壮举,既是清代知识分子操守高尚的结果,也说明当年清代虽然专制,却仍然留下了一定的市民空间。是“民进王退”的双重作用结果。
谁想到,清代尚有的市民空间,在今日已是一个幻想和回忆了!真可谓世风日下,于今为烈!体制逼仄,旷古未闻!
今日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之际的汉族士子一样,实际上面临着“异族入主”的冲击而产生沉重的感情负担,一个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残酷地摆在面前——如果像钱谦益、龚鼎孳等“两朝领袖”那样“变服剃发”,可以实现“用世之心”、“弹冠之意”,一展平生长耳,逞雄角胜,荣华富贵,鸡犬升天;也可能如钱谦益一样留下千秋“贰臣”骂名,成为新时代的“郭沫若”;若是闭门磨砻,远离科场,归隐田园,就必须以牺牲前程和舒适生活为代价,难免在晚年咏怀“少壮失功名,穷苦何所支。失志于有司,拥书走四方。追论兴废事,披衣夜彷徨。”
细细考量,清代也有邓汉仪那样的第三条路,既没有完全接受“博学鸿词”的招安,也没有一概拒绝博学鸿词,“不食周粟”,而是虽参试博学鸿词,却故意违规不中,纵情诗酒,遍游名山,以编辑《天下名家诗观》为乐。这样折中的结果,是苦守了大半辈子的操守,最终因被康熙强加授内阁中书舍人衔,失去了做一个完全彻底的遗民的荣誉。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不少这样“中庸之道”的“第三种人”。相比之下,还是如吴敬梓那样最好——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巡抚赵国辚举吴敬梓以应“博学鸿词”,吴敬梓坚硬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终以憎恶士子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杰作《儒林外史》流芳百世。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胡发云是否真正悟透吴敬梓之言,是否只是“有自由思想,无纯粹文学”,“一阵爆竹响云天,此后灰飞烟灭”?
13.野夫:一壶酒,温热了异乡孤旅
野夫 “认识”野夫,是多年前在网上读了他的《江上的母亲》。记得当时读的时候,无声,老泪纵横,眼前模糊,只能时而伏案,继而抬头再读,不觉键盘已被濡湿。
此后一直在网上搜索枯肠,所得文章竟达140多篇,还不包括两个专辑(两本书)。网店里和大点的书店能买到的两本书是《身边的江湖》、《80年代的爱情》,域内买不到的是《尘世》、《挽歌》及其他作品。幸运地,偶尔在网上捡漏一个电子版(txt档)的《尘世》《挽歌》,下载了一篇一篇的重排,一字一句与其他网络散篇核对,再用16开纸打印,装订,开卷,爱不释手,自足极了。
土家野夫又名野夫,本名郑世平,野夫这个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利川边远小镇。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百度词条上列有其主要作品表:
作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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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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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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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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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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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家园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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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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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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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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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剑东来还旧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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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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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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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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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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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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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故乡·故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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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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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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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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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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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家园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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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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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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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艺出版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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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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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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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民出版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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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简历如下:
1978年考进湖北民族学院中文系开始诗歌创作。毕业后,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的血本无归。
1982年组织成立鄂西第一个民间诗歌社团“剥枣诗社”,并与省作协联合在利川组织召开两次全省性的“清江民族诗会”,开始使用“野夫”作为笔名。
1985年担任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根据作家章诒和描述:土家野夫在“十六岁写下血书: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他在鄂西土生土长,视武汉大学为教育圣地”。
1986年插班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组建湖北省“后现代诗人沙龙”,出版诗集《狼之夜哭》。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曾受业于易中天并得其赏识,成为易亦师亦友入室弟子。
1988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第二年因北京天安门风波退出警界。
1990年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六年。
1995年减刑一年半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尸骨无存。
1996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这年,到北京谋生,做了牟其中的秘书,很快又转行当编辑,成立民营书商。他的恩师易中天曾将其早期的作品《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交由野夫所经营出版社出版,为其出狱之后立足北京筹资。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北京创办图书公司,成为全国民营书业十大策划人之一。
2009年6月成为香港《亚洲周刊》封面人物并被连续报道两次。
根据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9年5月9日公告上的介绍:土家野夫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作家。在古体、当代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均有建树。土家野夫的文章,承接古风,呼应民国,延续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磨洗,在21世纪的今天愈发珍贵。在汉语、文体、历史与情感之间,找到了最稳固的平衡点。部份作品无法在中国公开发表,流传于网络,或由海外出版商出版。
台湾版的书名叫《江上的母亲》,获2010年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大陆作家首获此殊荣。一本出版不久的书,一面世即告售罄,却未能再版,堪称奇书。作家章诒和在为土家野夫散文集《江上的母亲》书所作序言自称为土家野夫的粉丝。
野夫是一个洒脱的人,常年在外漂泊,北京、大理、海南等地是他常去的地方,但每到一处都无法久呆,不仅为了寻找灵感和素材,更因为自己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目前在云南大理自由生活、写作。
土家野夫的家世也很具传奇色彩:祖父是地主,外祖父是“旧军阀”,父亲是“地主”,母亲是“右派”,外婆为江汉平原上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野夫曾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8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野夫的外公名叫刘纪律,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据说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日本投降后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却离妻再娶。野夫的母亲得知后改名换姓,不复相认。1948年,外祖父在恩施赴任期间被人伏击而亡,次年武汉易帜,其母投身革命,曾往恩施土改剿匪,这时邂逅野夫的父亲,是一名乡绅之子。
1957年,野夫母亲因为“军阀女儿”的身份,被自己敌视的亡父再次连累,成为右派。土家野夫在《地主之殇》里,记述了他的父系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惨祸:其祖父因为有数十亩薄田成为“地主”,最终在酷刑下,自缢身亡并被曝尸多日最终尸骨无存;大伯横死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劳改,服刑几十年,大伯母和二伯母一夜之间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双双投缳自尽;父亲是一个煤矿的矿长,曾参与土改、剿匪,在文革中遭批斗,至死都将家族的灭门之祸隐忍不言。
文革期间,父亲被戴着高帽子游街,家门口被人用歪把子机枪堵住,窗上贴满了“打倒”的标语。母亲在供销社做会计,靠微薄的收入供养一家老少,还要带着患上肺结核的野夫到县城里求医。两名姐姐失学,姐弟三人基本由外婆抚育长大,度过动荡的童年。
土家野夫日后的“善良与慈悲”固然由知书达理的外婆濡染,却也与童年亲见的暴力相关。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在幼年野夫面前高喊“打倒地主儿子”,野夫往自己的玩具枪里塞满石
灰,对着他的眼睛狠狠一枪。母亲低声下气地四处道歉,父亲铁青着脸准备实施家法。野夫辩解说:“他喊口号侮辱我。”父亲默然。最终只说了一句:“去睡吧。”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的孩子王,打架斗殴,无所不能。
文革结束,1978年野夫考上湖北民族学院,贵为“读书人”,却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挥手兄弟们就无声拥至。据说,现在身上还留着当时的刀疤。
关于野夫和他的作品,自己的话都是多余的,浅陋的,只能引述。
易中天撰联野夫:“ 巴山楚地多蛮野;恨海情天出丈夫。”
章诒和说:“我是很悲观的!所幸在悲观中我认识了野夫,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做“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和另类的光。这是当今尘世中的挽歌。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他在跟我说话,也是独自沉吟。”
章怡和还这样评价他的《身边的江湖》:笔下那些砍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是怎样被一节一寸地搅碎榨干;那些美妙温软的情感,是怎样被一阵一阵的风雨冲光刮净──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如果说诗歌是面对天空的话,那么散文就是面对大地了。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来的。微风漾水,淡霭凄林,有着很丰富的人生意味。他的写法,很传统。我说的传统是指他的胸襟,意绪,文思以及相对应的句式,布局和节奏。每一篇,都像块状物那般结实。情感浓烈,但有控制。文字朴素,又带着优雅。对人的描写采用线性白描法,对事物的思考也是东方式的,围绕着主脉一路探究、追述下去。作品是简单里有复杂;文字是平实中有华采。
台湾著名作家杨渡说:野夫给人的感觉异常分明:“看,这里站着一条汉子!”他有一种不同的气质,那是介乎古之「侠客」与今之「颓废派」之间的特质。他用鞭子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体制与组织,以及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他的散文,有一种刚正之气。让我彷佛看见一个剑客,当浊世滔滔,早已遗忘了是非黑白的界限,他还站在那里,浑身浴血,坚持人间的爱恨情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把话说分明,没有打混的余地。
学者余世存这样描述野夫:“这个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鬼,这个‘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过警察、囚徒、书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终于破门,邀请天地、日月和历史作伴,为我们谱写了一系列的挽歌。”
余世存在为野夫散文《尘世·挽歌》序言中写道:“传达了一种心智开放的极致,在情感、审美、历史之外,野夫还表达了一种力行的精神,一种兼爱意志。在野夫散文里有高贵在。挽歌最易痛哭流涕,所谓长歌当哭,但野夫是精炼的、本分的,他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恰到好处地落实为表达的节制和尊严。那种文字里有一个人的大爱意志、平等精神和救世心肠。参照先秦诸子,散文野夫大概可以直追墨子。是的,散文野夫不属于汉语散文的传统,但他是屈原和墨子的结合。有人行兼孔墨,野夫却是言思兼及屈墨的。
“在这个意义上,野夫超越了流俗。他本来属于80年代,属于20世纪中国难得的80年代:大气、开放、积极向上,发现人的身体和精神之美。但80年代的人物命运并未完成,就撞上了发展和稳定压倒一切的90年代,野夫的同代人在时代面前做出了选择,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放纵。由80年代开始书写的人生文本至今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乡愿犬儒,成为与时俱进或咸与发财发展的时贤。这种叛变或投诚是触目惊心的,以至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悲愤地称引说,约翰密尔的声音已经无数次敲打中国的窗门:‘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
著名作家柴静对野夫的描述是诗性的:
“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野夫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他天性爱憎好恶比常人剧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气力,不留余地,蛮力拽动情与仇,乐与怒,他对这个时代总有一份“不忍心”;他的一生多为激情支配的选择,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
“野夫的笔端有让人害怕的感情,连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吓怕,不敢深入到这样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来自这样的激情驱使,情感越深,创痛越烈。写时也呕心沥血,他说有事写完再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像一生气力已经用尽”。
“野夫常以村夫自许,我却觉得他雅致。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有人说话不得体,他也呵呵相乐,一派烂漫仁厚。”
“他对这个时代总有一份‘不忍心’,说‘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痛苦甚至剧痛’。”
“他喜爱山林,好与僧谈道,但他是士,从来不‘隐’,不求解脱,不好大言,不求室外的智慧,各种人生对他都是文学,只是要了解‘方丈何意是此人’。”
“他的一生,多为激情支配的选择,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人到壮年,再想改变自己性情已不可能,也无必要,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只要有笔墨在,还能言说,《诗经》以来‘吊民伐罪’的传统,总能在此中存续。”
我认真不止一遍地读过他的《尘世·挽歌》里有关与熊召政二十年是非恩仇的两篇文字,也读过余世存先生在2009年响应野夫先生这个话题的一篇《进行时的中国审判》,觉得这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说清楚的问题。余世存先生超越这个话题的许多个案,从“社会正义共同体意识”的高度解构对“卖友求荣”如熊类的审判的“社会基础”、“道义基础”、“法理基础”的分析,作出“中国审判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中肯断语,也正切合当下,虽然将近十年过去。对于余世存先生在文中所数落的那些诸如此类的败类,我们不正在审判吗?如此,我们夫复何求!
前些时,野夫把他的微信公众号的宝号由“拍剑东来寻旧仇”改为“苍山夜雨”,改得太好了!这名字太温馨了,太妙曼了,使人想起李商隐,想起那首著名的云南的小夜曲《小河淌水》,想起阿诗玛,想起苍山月,苍山雪……。
此前老觉得前号“拍剑东来寻旧仇”“杀”气太盛,它取自他自己一首诗:“温酒高谈忆俊游,飘零生世等浮沤。白头休废名山事,拍剑东来还旧仇”,这样一改,仿佛看到了野夫先生的渐趋平静的禅悟,其实世界在他眼前是更宽阔了更曼妙了。
野夫的文字中“江湖”二字出现的频率很高,“江湖”当然是庙堂之外的社会存在了,有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证。其实“江湖”就是漂泊不定的游民世界。野夫有书名《身边的江湖》,有文章《我就是江湖》,有公众号上“江湖儿女江湖见”横幅,有“天下人心是最大的江湖”的话语,甚至收徒仪式上,弟子对其行跪拜礼的江湖仪式,……,可以看出他对“江湖”的钟爱之情和江湖身份的自觉,“江湖”是野夫先生一道独特的风景。
还记得十多年前看过的电视剧《锦衣卫》,片后一首片尾曲,作者也记不准了,是谭晶唱的,虽然有点苍凉感,但觉得很壮美,歌词的循环部分是这样的:
一柄剑,出手间江湖已远
一回眸,转身处青山变红颜
一壶酒,温热了异乡孤旅
有谁扛得住太阳下山
……
不知何故,一读起野夫,情不自禁哼起这首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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